在我校70年的发展历史中，丹江五·七地质队产生在一个特殊年代。从1970年到1972年，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多时间，但却是校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文革中期，中央决定，北京地质学院整体南迁，但一段时间内，新校址并未确定，多数教职工被下放到江西等地的五·七干校劳动。为了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于1970年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丹江五·七地质队。在探索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校办地质队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

为了给今后招生探索一条新的办学模式，学校抽调了一批干部、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前往丹江，开始筹建丹江五·七地质队。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同志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学校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在丹江五·七地质队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记得当时从北京乘火车到达丹江后，大批行李物资都是使用小推车或手提肩挑运到队部的。建队初期房屋不够，教职工们就自己动手建造房屋，甚至在除夕和春节期间都放弃休息，解决用房困难问题。

组队不久的第二年即1971年，全国都还处在停课状态，但已有部分学校率先在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校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光荣任务又率先落到了丹江五·七地质队身上。这是在1965年全面停止招生六年后，全国最早招收的一批工农兵学员。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招收的学员文化程度悬殊很大，有的上过高中，有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给教学造成很大困难。但老师们态度很好，师生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住房靠得很近，师生几乎每天生活在一起，随时给予辅导，学生也开展互帮互学。据当时的年轻教师回忆，在辅导化学课一个化学溶剂这一并不十分复杂的问题时，都要讲好几遍。第一次讲解，上过高中的学员听懂离开了，再讲一遍，上过初中的听懂离开了，只上过小学的，要再讲几遍才能听懂。

全队200多教职工，聚集了不少名师，比如地质系的彭志忠，探工系的李世忠、屠厚泽，物探系的谭承泽等老师，他们都深入到教学第一线。由于强调教学与生产相结合，老师们非常重视野外实习，在实习基地中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彭志忠、张爱云等老师对杨家堡煤矿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其中富含珍贵的五氧化二钒，把一个传统的煤矿变成了稀有的矾矿，得到了湖北省地矿局的高度评价。彭志忠教授早就因潜心科研而闻名全校，文革一度中断科研后，正是在丹江重新展开了他富有成效的矿物学研究。

丹江探工专业师生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是值得称赞的。当时在野外搬运和安装钻机，新老教师们都是手提肩扛，真正体现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革命加拼命”。

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师生们非常乐观，文化生活也并不缺乏。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王润斋、王学良、陆介儒和学员李玉荷共同表演的京剧《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片段，受到了师生们的广泛赞赏。韩郁菁表演的红卫兵舞蹈也受到了好评。幼儿园的孩子们集体朗诵革命儿歌、我和学员张晓燕演唱的男女声对唱等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是这一段艰苦探索的经历，为一批优秀教学、科研、管理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许多后来校、系、处的管理人员都是从丹江走出来的，仅校级领导干部就有王良、张锦高、吴淦国、杨巍然、冉宗培、关康年、姚书振、张汉凯，熊正熙后来任地矿部教育司副司长，陈钟惠也一度在丹江工作过。

老教师以彭志忠为杰出代表，此外还有不少优秀教师，在后来的教学、科研方面做出了出色成绩。当时的所谓“新工人”即年轻教师，从丹江教学科研起步，后来也取得了优异成绩，许多人成了博士生导师，如姚书振、陈敬中、吴淦国、胡明安、杨凯华、薛重生、刘庆生等。学员中为数不多留校任教的，如赵温霞和王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就我个人而言，丹江短期的生活、工作经历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期。1970年，我从海军院校转业到北京地质学院，即被分配到丹江五·七地质队。到丹江后，军宣队分配我担任后勤连指导员，不久即调到队部政工组，当时王良任政工组长、孙清水任副组长，后来改由冉宗培任副组长，乔民远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我自初中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浓厚兴趣，高中毕业时，我作为新党员，服从组织分配，保送到海军院校学习航空机械专业。到丹江从事宣传工作后，我利用当时强调学马列和毛主席原著的机会，到学生连队讲解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部分内容，为了照顾到一些文化低的学员，我讲解时尽量结合科普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力求通俗易懂。丹江地质队撤销后回到北京，我要求调到马列教研室，获得批准。后来到北大经济系进修，并帮助从事成人业余教育。直到1975年国家教委发出“八八指示”，要求学校迅速南迁武汉，我才从北大回校，乘专列作为首批教职工迁到武汉，然后到房县参加农村工作队一年后回汉。从教授1976级工农兵学员开始，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岗位上工作。所以，丹江的一段政治宣传工作，也是我从军校专业教师到地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转变的一段“热身期”。

在政工组期间，我随连队师生到野外实习，孩子是寄养在幼儿园负责人周敏娣家里的，为此，我对师其政、周敏娣夫妇是非常感激的。

丹江五·七地质队存在的两年多，是学校南迁过渡期的一部分，从北京到江西、湖南石门、湖北丹江、江陵，最后才定址武汉。丹江队初期是北京军宣队主管的，后来改为湖北省军区派军宣队主管，它存在于北京地质学院转变为湖北地质学院的过程之中。1972年，敬爱的老院长高元贵任职湖北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后，坚持认为，江陵、丹江不适合办学，当时群众戏称“石门没门、江陵不灵”，最后中央和湖北省委批准在武汉建校，才有了定址武汉和南望山建校的结果。丹江的两年多，留下了令人难忘、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作者简介：盛宏模，男，汉族，江苏人，1936年11月出生，1956年6月参加工作，1997年2月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人文与管理学院退休，教授。现为退休第六党支部党员。（编辑：张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