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出版社初建时期，我曾在那里工作过几年，相识了一群平常却不平凡的人，经历了创建时期的艰难和每前进一步的喜悦，现在回忆起来，仍感慨万千。

一

我校出版社于1985年2月成立，我在7月调入。当时出版社设在学校行政楼一层楼梯口右边的一间房子里，房内空无一物。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是褚松和老师。他带着先后从各单位调入的赵秀鸾、陈爱玲、我以及刚留校的研究生刘剑波共4人，开始创建工作。褚社长明确要求我们，一是要尽快出版图书；二是从桌椅等办公用品到机构建制，一步一步地把出版社建设起来。出书、建设，两件事都要做好。

大家遵照社长的指示，满怀对出版事业的憧憬，对克服困难战胜艰辛的决心，积极、认真、快乐地干了起来。陈爱玲担任会计，她着手准备财务事宜。我们三人一边抓紧学习图书出版业务知识，积极物色可以出版的书稿，一边向总务处申请办公家具、用品等。当我们搬回第一批三张大办公桌和配套的椅子，安放到空荡的房间时，甭提有多高兴了。各人都有了自己的办公桌椅（我的桌椅是从原单位带去的），房间一下子充实了，有了内容，有了生气。大家相互调侃着坐相身姿，乐不可支，笑声一片。我们迈开了出版社建设的第一步。

不久，我们就从几位老师申请出版的书稿中挑选了当时政治教研室曾繁治老师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准备出版。我们几人边学习出版业务知识，边着手编辑书稿。

褚社长安排好社里的工作后，就多方奔波，到成熟出版社学习取经；找学校领导解决人、财、物问题；与各有关单位沟通协调，落实具体事项……。创业艰难百战多，面对从零开始的千头万绪和重重困难，他从容无畏，运用各种办法，动员各方力量解决各种问题。他的气概鼓舞、激励了我们。经过上下一心的日夜奋斗，终于在建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出版社的机构建制。先后设立了社办公室、总编室、综合编辑室、地质类图书编辑室、发行科等三级机构，配齐了各科室领导和人员。对于财务、资料等配套业务，分别配备了专业人员，安排了办公室，并暂定为直属社领导管理。1986年中期，在学校的支持下，从荆州调进了有编审经验的龙祥符老师担任出版社总编。随着出版社的逐渐壮大，社级领导工作日益繁重，增加社级领导组成出版社领导班子显得十分迫切。于是，学校及时调进了闻立峰老师，任命他为出版社副社长。闻老师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促进了出版社的规范化建设。出版社的图书出版流程、机构运行机制、各项规章制度等也都基本建立。

出版社党支部于1986年初成立，我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我们坚持每周过组织生活，由于白天工作很忙，组织生活会基本都在晚上召开，若晚上也要加班，就挪到星期天下午进行。同年年底，出版社党支部发展了第一个预备党员赵秀鸾同志。

1986年底，出版社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步入了正轨。至此，一个建制比较完整，符合出版行业规制规格的规范出版社建立起来了。

二

早日出版图书，是全社人心所向。社领导根据党的出版方针政策，提出了图书出版的具体要求。一是选题、组稿务必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二是以出版本校教材和学术著作为主，体现我社的特点特色，突出立社之本。大家领会精神，付诸实践。

1985年8、9月间，我接触了当时学校政治教研室有出书意向的几位老师，通过交流和阅读他们的部分书稿，选择了曾繁治老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教材书稿拟出版。曾老师从事我校大学生、研究生的党史课教学多年，这本教材凝结了他的教学成果。教材内容比较成熟，体系比较完整，而且书稿已基本成形，达到图书出版要求。我把这些情况向褚社长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褚社长的大力支持。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指导说：“我党历来都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党史教育，能够把对高等院校的学生进行党史教育的教材作为我社第一本出版的图书，再好不过了。”我有幸担任了该书的责任编辑，深感责任很大。

一个多月后，曾老师送来了修改后的书稿，我随即投入编辑工作。我第一次做这项工作，既兴奋又紧张。编辑中，面对书稿，一节一节的看，一章一章的读。查资料，核对史实；翻字典，确定字、词；琢磨句意句理，纠正标点符号，仔仔细细，尽量避免疏漏。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便及时请问作者。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脑子里装的全是该书稿的编辑事宜。编辑完毕，松了口气，这时才感觉到从颈部到两肩胛僵硬酸胀，疼痛的伸不直脖子，两肩胛也沉重如板。为此，还医治了一两个月呢。

书稿编辑完成后，编审又遇难题。当时出版社还没有编审，校内又无合适的人选，经与曾老师商量，褚社长同意，请武汉大学的一位党史教授帮助进行了审稿。

学校印刷厂印刷了这本书，印刷厂的员工和出版社校对人员都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86年中期，《中国共产党党史》正式出版，这是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图书。褚社长激动地说：“当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放到我办公桌上时，我真高兴”。

1987年前后，出版书稿增加较多，编审力量出现不足，社领导果断决定聘请校内专家教授作社外兼职编审。游振东、徐乃和、许高燕等教师都曾是兼职编审，他们审查把关过不少书稿，为出版社多出优质的地学类图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褚松和、闻立峰两位社领导也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审稿工作。这些方法很快见效，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困难，还积累了经验。

在全社员工勤奋忘我的工作下，出版社成立不到三年，共出版了100多种图书。主要是地学类图书，兼以少量的其它图书。由于我校出版社及时出版地质领域教材、学术专著，有力促进了学校地质类专业建设、教学和科研工作，也促进了我国地质行业快速发展，充分突显了我校出版社所起的作用。

到90年代初，出版社已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规模，办公地点已是一个有几大栋平房的四合院，已发展成为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社。

三

出版社建社初期，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办公室需要相应扩大，因而在建社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办公地点就搬迁了两次。第一次是从行政楼一层搬到该楼的五层，办公室由1间增加到3间。几个月后的1986年春，又进行了第二次搬迁，搬到了校西门外的劳动服务公司大楼二层楼梯口右边的大房子里，房内用2米高的纸版简易地隔断出10多间大小不一的房间，同志们风趣地谑称为“鸽格间”。那时搬迁，从收拾打包办公物品，到搬运，到抵达后的整理、安顿，事无巨细，都是单位职工完成。第二次搬迁，刘先洲老师已调入出版社，任综合编辑室主任。在我们一群人中，他的年龄算是大的，但他总是抢着重活干，就像我们的老大哥。他一趟又一趟拉着满载办公家具板车的身影，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次搬迁，同志们都毫无怨言，争先恐后，快速完成任务，在新的地方迅速开展工作。而且，大家从不计较办公条件，只要能放下办公桌椅，能工作起来，就“OK”了。

四

在出版业务上，大家基本都处于边学边干的状况。唯一例外就是图书版面设计的担任者阮一飞同志，他是图书出版技校毕业，业务熟练。平时，他温和少语，一旦处理版面设计上的问题，或有人向他讨教，他的话即刻多了起来，有时还边讲边在书稿上操作示范，直到问题解决。我常常向他请教，他百问不烦，每次都是耐心细致地讲解得清清楚楚。事后，我把他的解答整理记录，半年时间，竟然记满了半个笔记本。而我则由一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变成了可以独立设计一般文字书稿版面的小半个专业人了。他的无私和毫无保留的指导帮助，一直感动着我。

五

我调入出版社一年左右，担任了社办公室主任，负责行政事务工作。我坚持践行褚社长“出书、建设两不误”的思想，完成行政工作任务后，就积极到校外跑选题，而且很注重长线稿源，然后交给有相关知识的编辑，并帮助组稿成功。那时候出版社经济效益已提上日程。

1987年初，我偶然看到一本内部发行的中学数学辅导书，眼前一亮，生出出版它的念头。我抽空到湖北大学找到该书的编写者。在交谈中了解到，他的这本书已内部印发两三年了，书稿基础好，销量大。鉴于当时出版社不多，出书较难的局面，我向他热情的介绍了我社概况和我社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的理念；说明正式出版的图书在竞争力、影响力、发行量等各个方面都会大为提升的前景，他深受触动，说道：“我也想正规出版，但一直不知如何下手。” 并表示将修改书稿，到我社出版。第二天，我又带着社综合编辑室的编辑方菊一同与对方再次见面，我向他介绍了方菊，告诉他方菊是我社综合编辑室编辑，曾是中学数学老师。我们敦促对方尽快完成书稿修改，以早日出版。在回社的公交车上，我跟方菊说：“你把社里印制的记事手册笔记本给对方寄几本，联络下感情，我们也做好谈签出版合同的准备。”几个月后的一天，对方来社处理书稿上的问题，碰到了我，微笑着对我说：“不是你找到我们，我怎么会来？！”。

一段时间后，我通过积极活动，把湖北省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一本《汉语拼音教材》，又争取到了在我社出版，这也是一本销量较大的长线稿源。我担任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负责了第一版书的出版。后因离开出版社，这本书第一版的续印、再版等工作由地质类编辑室接手了。

几年中，我主持了社办公室工作，为大家提供了服务；编辑出版了6种图书，为出版社尽了些薄力。所获成效，都与社领导的指导支持，同事们的合作帮助密不可分。

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出版社初建时期的同志，大都已退休。但他们的拼搏精神和工作热情早已融入单位文化，成为后来者的精神食粮和前进动力。

（2021年9月1日）

作者简介：张先芝，女，湖北人，1950年10月出生，1968年11月参加工作，1997年5月退休，助理研究员。现为退休第十四党支部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