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建校60周年的2012年11月,在地大（武汉）东校区行政办公楼北面的花园中耸立起一个标注了“北京地质学院”“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四重门”花坛,用以记录我校变迁发展的历史! 其中“北京地质学院”从1952年建校到1970年第一次迁校历时18年；“湖北地质学院”从1970年第一次迁校到1974年底历时4年; 从1974年12月18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将湖北地质学院更名为“武汉地质学院”,1975年10月北京的所有教职工第二次迁校到武汉, 分住在华农、武汉地校和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直到 1987年国土资源部正式发文将我校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至今。
我们62级本科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被推迟了整整一年，直到68年6月才毕业分配。按照中央（68）93号文件精神,我和我校60余名同学去解放军4628部队劳动了一年半,之后被分配到湖南地质409队继续劳动锻炼。直到1970年国庆节前夕调回已经迁到江陵的母校——湖北地质学院。本文回忆并记录了在湖北地质学院工作的一些事情,以补充或填补“湖北地质学院”那段历史档案,缅怀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的老师们。
湖北地质学院坐落在湖北省江陵县与沙市之间一条近东西向的公路边，这里原来是地质部第五普查大队队部所在地。大院的大门朝南,从正门进去20多米处，是一栋三层的学院办公楼，办公楼的西侧有十余栋呈东西方向展布的平房，东侧有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礼堂兼食堂，办公楼和食堂的后面还有几栋平房和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刚到江陵时，各系的办公室就在办公楼西侧的平房内；职工宿舍在后面的平房中。我们勘探系和地质系的老师们，如杨遵仪老师、苏良赫老师、李思田老师等等,都住在靠后面的平房里。
因为当时国家地质总局已经决定要在这里重建地质学院和招收学生，所以北京那边的各种办学物资和用品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装上火车运到武汉，然后再改用轮船运到沙市码头。初到江陵时,我们的主要工作一是在住校的北京空军学院军宣队的领导下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二是到沙市的长江码头收取和搬运从武汉运来的各种教学用品，诸如实验台、图书馆用的书架、各种桌椅板凳、学生用双层床以及实验室用的托盘等等。这样的日子延续了近一年的时间。
1971年冬,教育部（当时称高教部）发出“高等学校要加速招收和培养一批工农兵学员”的指示。湖北地质学院在1971-1972年冬春之交的季节，率先从湖北省地质局所辖的各地质队招收了60名学员入学培训。因为当时我校已经组建了丹江五七地质队搞“开门办学”，所以校领导决定把这一届工农兵学员放到宜昌市西北方向一个叫“邓村”的地方去办学。
邓村是位于宜昌县城西北约10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政村，平均海拔近2000m，因为这里有一条由宜昌县经太平溪到兴山县的简易公路从村边通过，在当时的鄂西北山区属于交通要道，而且村里建有一座小水电站,正常情况下基本可以供村公所、供销社及其附近老百姓日常用电，所以学校领导把这一届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点选在这里。
村公所位于邓村中心一块相对开阔平坦的地方，有一栋两层楼房，底层用来开会办公，楼上是仓库。村公所东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栋两层楼的供销社。村里几十户人家以村公所和供销社为中心，高低错落地分散在这个小山村的各个角落。因为海拔高，气候潮湿寒冷，邓村的所有民房全是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底层供老百姓日常生活，楼上用来堆放杂物。这里有一个民俗，村里的老人都要提前很多年把送终的棺木打好存放在二楼上。因此，无论是村公所，供销社还是老乡家的二楼上，都存放有新棺材，少则一具,村公所和供销社的二层楼上堆放了好几具新的棺木。
接到要去邓村办学的命令，在江陵的部分地质、勘探两个系的老师们纷纷把孩子送到外地或老家，毫无顾虑和怨言，积极投入开门办学的队伍。“先头部队”有普地的何浩生、聂宗笙、赵不亿, 区地的索书田,古生物的聂泽同,煤田的谷上礼、胡益诚等等，于1972年春节后首批开赴邓村。二月的邓村，阴冷潮湿，当地的老乡们终日围坐在火塘边，足不出户。先遣队的老师们借住在公路边养路段的房子里,每天从养路段步行下山走几公里进到村里，挨家挨户地访问，为即将到来的大部队安排吃住和办学事宜。因为天气太冷,又没有吃的，先遣队的老师们经常被饿得冻得卷缩在炕上相互取暖度过那段艰苦的日子。
1972年的三月中下旬，先期到达江陵的地质系和勘探系的老师们,除了少数另有任务被留在江陵,其他的老师们几乎都去了邓村。记得有矿物的潘兆撸、薛君治，地史的刘本培、刘永滨，区地的宋鸿林、单文让、纪克诚、王新华、李智陵、闻立峰,普地的欧阳秋梅、叶俊林，地化的林铭章，岩石的林培英, 矿床的夏卫华、卫冰洁、胡祖桂、丰淑庄、高广立，勘探的李万亨、潘玉华和我，以及随队医生刘玲敏等，总共有30人。此外行政总管刘文铎老师和炊事员白师傅、赵师傅也随我们去了邓村。校领导参照丹江队的建制，把在邓村办学的队伍正式命名为“综合二队”，队长是陈钟惠老师。新来的男教员集中住在村公所二楼的仓库里，所有女教员分散租住在村里的老乡家。最初我和卫冰洁老师、胡祖贵老师、李智陵老师同住在一户老乡家的阁楼上，床板就紧挨着一副新的棺木。
食堂和烧水的锅炉搭建在村公所东边的墙根下. 天晴时大家蹲在村公所前的广场上吃饭，下雨天就挤在屋檐下。那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加上这里是大山区，老百姓根本不种菜。即使种一点, 也只能供自家用。我们大部队来了后,吃菜成了问题。所以在邓村的那些日子，我们基本上全是吃咸菜和一点咸肉。偶尔，当地老乡这家卖几个南瓜、冬瓜，那家卖一筐白菜、青菜给我们食堂，就是这样来维持好几十个人的生活。
为了让老师们了解工区的地质情况，队上专门组织了两次集体备课。一次是专门请三斗坪湖北省鄂西北地质队的一名地质工程师带我们跑了二条地质路线：一条路线主要看太平溪的超基性岩，一条路线是看构造和地层。另一次是请本队地史教研室刘本培和刘永滨两位老师带大家看三峡剖面。我们从宜昌县长江边震旦纪南沱组、陡山沱组出露的地方开始，沿长江朔流而上，依次对寒武系的水井组、石龙洞组、三游洞组、奥陶系五峰组、志留系龙马溪群、泥盆系云台观组、石炭系黄龙组、二叠系阳新组、三叠系嘉陵江组、巴东组、直至侏罗系,第四系地层，我们逐一进行了观察。特别是刘本培、刘永滨两位地层学专家的精湛讲解,令我这个初入教师行列的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也终身受益。
这两段备课经历着实让我们见识了鄂西北地区高山峡谷的交通地理险要和生活的艰苦贫瘠，也领略了壮美的三峡风光。
大概4月中，学院党委书记李武元专程到邓村考察和传达学校的最新指示，要求只留下10余位老师继续办学，其他老师全部返回江陵校本部搞运动。经综合二队的领导和老师们协商，最后留下队长陈钟惠和潘兆撸、夏卫华、刘本培、刘永滨、林培英、王新华、薛君治、胡益诚、李智陵和我11位教师，外加校医刘灵敏大夫，食堂白、赵二位师傅和管理员刘文铎。李武元书记的邓村之行，亲身体会到老师们在这里办学的艰苦和艰辛，为此李书记特批，把一辆东风牌大车和司机胡师傅留在了实习队。
四月中下旬60名学员如期到达邓村。这些学员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是地质队的老师傅，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八、九岁，属于顶替接班刚刚进地质队的新工人。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多数学员有初中文化，个别学员念过高中，几个老师傅只有初小文化。好在60名学员全部是男的，给安排住宿减少了不少麻烦。学员们与男教员一样住在村公所和供销社楼上的仓库里。
一切准备就绪，五一节前正式开课。教室设在村公所一层，学生们从老乡家找来小凳子坐着听课，能做一点笔记的同学用膝盖当书桌。因为属于“速成式”教学，所以直接就上《矿物学》《岩石学》《地层学》和《构造地质》四门专业基础课。除了室内教学，我们还利用邓村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一周多的地质测量教学。
矿床勘探课是不能少的教学内容。70年代初,宜昌太平溪梅子厂超基性岩中的铬铁矿正处于紧张的勘探阶段，于是队上决定把全班人马拉到梅子厂铬铁矿进行矿床勘探课程的现场教学。
从地质图上看，梅子厂铬铁矿所在地距离邓村只有几公里之遥，但是，因为梅子厂矿区在靠近太平溪的一个大山坳中,要从邓村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一直下山，实际距离至少有二十几公里。我们师生一共70多人早早地吃完早饭，带上中午的干粮(馒头和咸菜)就动身了。沿途看见很多往矿区运送汽油、钻探工具、零件以及生活用品的背夫们，他们肩背一个底部小、上部大，形似喇叭花样的竹背篓，背篓上面横放着一大桶汽油或者是一大麻袋（150斤以上）大米，手上拿一根丁字形木棍，沿着下山的小道缓步移动。走上一段路后，就把丁字形的木棍放到背篓下面支撑着休息一会儿。铬铁矿区好几十人的所有工作与生活用品就是靠这些背夫们一点一点背进去的。山区工人劳动强度之大，工作之艰辛，难以用语言表达。
我们一行徒步下山行走了4、5个小时，到下午1、2点才到达矿区。大队人马到达后，矿上的徐技术员把该矿山的地质和勘探情况给大家作了介绍。因为是隐伏矿，地表只能看到一点蚀变超基性岩，所以我们只能到岩心库去看看岩心。岩心库，实际就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地方小而人多,大家轮换着进去看，一直折腾到晚饭时分。分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我们准备了一顿晚餐：每人一个瓦钵子的饭上面一小撮咸菜。吃完饭天已黑下来，返回的山路要一直上坡，根本回不去了，只好在矿区住一晚上。可住哪里呢？工地除了有一些用雨布搭的简易工棚，就没有一栋真正的房子。没办法，大家只好挤在四面透风的棚子里，坐在地上或者靠在堆放的物品上打盹。我和李智陵老师也在一个用竹子搭建的工棚内躺在一堆用雨布盖好的米面袋子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分队给我们每人2个馒头，指了一条新的返回道路。这条道可以直接通往去邓村的公路,比来时的路近了很多，但是需要翻越几个大的陡坡。我们几个老师沿着他们指点的新路向公路迈进。山实在是太高，坡实在是太陡，薛君治老师等好几位老师的膝关节不听使唤了,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揉揉关节，最后还是用了几个小时才走到公路边。辛运的是碰到队上的大卡车从宜昌返回邓村，我们便乘车顺利地返回基地。
很显然，继续铬铁矿区的现场教学是不可能实现的，队领导在考虑下一步的实习如何安排。
有一天三斗坪鄂西北地质队的一位送样工经过邓村，被我们大批人马所吸引，于是在村公所前面的广场停下来休息。我们大家也七嘴八舌地上去问他，从何而来？到哪里去？采的什么样品？再往西去有什么矿？等等。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老爷岭林场那边发现含矿的碱性岩，他就是把样品送回队部去化验。一种特有的直觉和敏感鼓动着这批“当时还算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们，记不清是哪位老师立马给行政总管刘老师说,能否找一个休息时间让大车送我们去看看?
一个星期日早晨，刘总管说，你们不是想进山去看什么矿吗，正好今天大车要去老爷岭拉柴，你们可以随车去。于是，夏卫华、薛君治、林培英、王新华、李志陵和我，没有做任何准备，立马动身跟随拉柴的车出发。
车开到林场后刘总管让我们下车并对我们说，前面已经没有公路了，车子只能停在这里装柴，让我们步行进山，并嘱咐我们说一定要快去快回，车子就在这个位置等我们。我们一行6人沿着林场的简易公路继续向西前行，走了大概个把小时，路没有了，眼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是否继续前进? 大家觉得已经走了这么多路，就此放弃实在可惜，于是决定继续前进。离开公路我们进入原始森林，踏着森林中一条被前人踩出来的堆积了一米多厚落叶的小路继续前行。此时已经快到中午时分，大家饥肠咕噜，口干舌燥，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正当大家焦头烂额之时，走在前面的老师突然喊了一声，前面有村庄了!大家站在林子边上一看，前面山下是一片开阔地，远处果然有一排房子。于是我们连滚带滑地往山下蹴溜，直奔那一排房子。
到底是平地，下了山我们很快就走到房前。房子里的工人师傅也都出来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林培英老师立马上去打听并与他们交涉，希望能给我们一点吃的。原来这里是老爷岭林场的一个分部。林场同志知道我们是远道而来的人，也非常热情。他们说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不过蒸笼里还有热饭，并立即给我们每人一个瓦罐的饭，上面一小撮咸菜。我们大家狼吞虎咽地把饭吃了，又喝了一点水，打听了前面路况。大家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决定继续往前再走一段。毕竟是平路，走起来快多了。就在前面不远处一片红色的岩石露头映入眼帘，估计这就是那位采样工说的碱性岩。老师们拿出放大镜，趴在岩石露头上仔细观察寻找碱性暗色矿物，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不是碱性岩，而是有点“红化”的花岗岩。
大家一看时间已经过了2点，得赶快返回。我们几乎是小跑着外加连滚带跳的翻越盘山公路，赶到大车停放的地方已经下午5点过了。刘总管全然不顾有夏卫华老师，劈头盖脸地把我们大骂了一顿。说我们不守时，耽误了他们的计划，并催促我们赶紧上车。我和李智陵老师与闫师傅坐前面，几位男老师和刘总管爬上车坐在堆满了木材树枝的车上，两手紧紧抓住捆扎树枝的麻绳，一晃三颠地返回驻地。至今回想起这一幕，既有后怕，也有无尽的回味。
经过2个多月的室内教学之后,7月初，60名学员分为两队分别被拉到秭归新滩镇和长阳两地进行野外教学实习。我被分配到新滩实习队，同队的还有地史教研室的刘永滨，区地教研室的李智陵，刚从江陵校本部回来的煤田教研室的谷上礼、胡益诚、杨士恭老师，基础课部的徐伯平老师，校医刘玲敏和炊事班的白师傅。
秭归新滩镇紧靠长江边，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不足千人的小镇。地势西高东低，一条与长江近于平行宽度仅2-3米呈东西走向的小街贯穿全镇。街道的路面全部是用当地含有大量角石和其它化石的志留纪或奥陶纪的石灰岩铺的，陈年日久，这些石灰岩被磨得溜光锃亮，角石格外清晰。街道两边全是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因年久失修,很多房屋都歪歪斜斜的。在小镇中部靠江边的一处地方，有一孔泉水长年累月地不停喷涌着，水质甘甜，是全镇几百口人唯一的饮水地，也是镇上居民洗衣洗菜洗脚洗澡之地。夏日黄昏时分，全镇老老少少围坐在泉水附近乘凉，好不热闹。
新滩镇是著名的“秭归脐橙”的主要产地。但是当年这里山多地少,不产粮食不种蔬菜，经济作物脐橙也很少很少，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方。因为这里气候湿热，加上全镇所有房屋都是古老的木质结构，因此是全国著名的“药用蜈蚣”的主要产地。每逢夏天蜈蚣活动的最好季节，当地老乡都会去抓蜈蚣，他们把抓到的蜈蚣用绳子串起来晒干后，卖给药店，算是当地老百姓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
实习队的老师们租住在镇上唯一的一家旅店中，男老师住楼下，我们三位女同志住楼上。学员们则集中租住在唯一的一所小学内。旅店老板是一位年近60的老太太，我们都喊他杜妈妈。当时新滩镇还没有电灯，夜晚以煤油灯或蜡烛照明，所以夜晚人们早早地上床休息，镇子的夜晚十分安静。
实习队租用一家门脸房作厨房，白师傅一个人每天要对付30多人的吃喝，所以我们老师们轮换着去帮厨。因为这里不产蔬菜，老百姓吃菜得坐船到秭归城里去买，天气好打个来回也要一整天。所以我们在新滩镇实习的一个多月，全是吃的用“洋白菜”淹的咸菜。不要说新鲜蔬菜，连青葱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肉和蛋了。有一天食堂白师傅说，厨房没有煤食堂开不了火了，于是老师们带领部分同学一起去当地一个小煤窑背煤。小煤窑位于新滩镇南几公里的地方，我们10多人浩浩荡荡直奔煤窑。到了煤窑一看，窑洞口不足一人高，我们一个个只能趴着钻进洞里，装好煤后再把装煤的竹框上的绳子套在额头上趴着把煤拉出来再背回驻地。尽管劳动如此艰辛，工作量如此之大，老师们没有一点怨言，反而为能参加这样的劳动感到欣慰和自豪。这就是那个年代地质大学的老师！
在新滩的教学以地层为主。老师们全然不顾实习工作和生活的艰苦、艰辛和安全，带领学员沿着长江北岸陡峭悬岩上拉纤人走的小道去观察三峡地层，我们还带领学生乘小船渡江到南岸去实测剖面等。经过一个多月，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实习任务。大概是八月中上旬，我们30人乘船返回宜昌。船刚刚到宜昌码头，我收到电报，不满两岁的儿子在老家得了重病，于是我从宜昌直奔武汉。等到我八月中下旬回到江陵，三个多月的邓村办学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学员们也都各自返回了原单位。除了行政总管刘文铎老师和司机还没有回来，队长陈钟惠和其他老师都已经回到江陵。
后记：邓村办学结束回到江陵后，看见池际尚、於崇文、翟裕生等一大批地质系和勘探系的老师们，其他系的很多老师们也分别从教改小分队或从江西干校来到江陵。江陵校本部顿时热闹起来！
时至今日，在湖北地质学院，特别是在邓村开门办学的日子已经过去50余年，好多曾经在江陵和邓村共事的老师们，如陈钟惠、潘兆撸、夏卫华、刘本培、李万亨、刘永滨、何浩生、索书田、林培英以及行政总管刘文铎老师等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在邓村办学的那段艰苦岁月，特别是老师们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为地质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情怀,以及在教学工作中高度的责任心，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作者简介：喻学惠，女，1944年出生，1968年6月参加工作。1978年入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学习，1982年转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岩石教研室任教。1995年调回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工作，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退休。主要从事岩浆岩及有关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编辑：陈文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