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秋之交的季节，我们怀着彷徨、惆怅、焦虑、郁闷、无奈及留恋的心情，告别了生活20多年的北京地质学院，搬运着全家东西，跟随扶老携幼的队伍，乘上北京到武昌的专列。火车上除叹息声及孩子的哭叫声，沉闷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我把两个年幼的孩子（11岁、6岁）及刚从农村老家接来的老姐姐暂留北京，丢下他们，我心里空荡荡的，放心不下，39岁的我不时地到车厢的洗脸间偷偷地擦洗流不完的眼泪。

我们勘探系教师被安排到华中农学院（简称“华农”）的学生宿舍，每户12平米。我老伴是地质系构造课教员，他每天必须早出晚归，乘坐班车往返于华农和进修学院或武汉地校之间，当时大家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一言难尽。但是，为了重拾因文化大革命停课荒废了10年的业务以及中年教师走向讲台的迫切愿望，使我们战胜各种困难，愉快地投身于教学及科研之中。

我们勘探教研室数学地质小组由赵鹏大老师领导，在华农为我系金属专业三年级学生首次开出《地质勘探中的统计分析》（即通称的《数学地质》）课程。为了教好这门课，我们冒严寒、战酷暑，骑自行车到华师及武汉大学旁听《概率论》《数理统计》等课程。开课后，赵鹏大老师是单课独进，每周24学时的讲课、12学时的实习课，加上答疑辅导考试，持续近两个月，大大增强了我们连续作战的能力。仅以1978—1992年15年的统计，数学地质小组共给大学生讲授（31个班）1030学时、研究生（9个班）460学时，到各地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讲课55次2900多学时（听课人数2200多人），15年平均每年讲课290多学时。在完成上述教学任务的同时，承担并完成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1项，其中获部级二等奖以上6项，迁安、宁芜、铜陵、月山、云南、川西、新疆、西藏、湖南等地无不留下我们战斗的足迹。在科研中，我们始终坚持“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的原则，即从生产需要选择研究题目，参加生产实践以地质为基础，运用数学方法，以计算机为工具，最终达到解决地质问题的目的。在科研中不断提高自己和培养学生，将研究成果及时地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每个项目的开始，总是进行踏踏实实的基础地质研究，所以每年出野外时间较长，而且条件艰苦。我们忘不了，铜陵项目第一年出野外时，赶上了发洪水，齐胸高的大水淹没了铜陵码头，又正值天黑，我们乘急救筏先渡至高地，背着行李冒雨打着手电沿铁路线奔走了一夜才脱险。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海拔4200-5200米的环境下缺氧发喘、嘴唇发紫、头脑发昏且疼痛，昼夜难眠的西藏罗布莎矿区工作的日日夜夜。更加怀念一起工作的李德威同志，当时他最年轻，上山总是奔走在最前头，遇到沟坎他总不忘回头拉我一把迈过险阻，处处照顾我们年纪大的同志，他无限热爱地质及地质教育事业，刻苦钻研、追求科学、敢于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惜他英年早逝，至今都令人感到无限悲痛和惋惜，他不愧是我们学校及广大地质工作者的楷模！

当时缺少教学科研设备和经费，课堂上挂的全是我们自己画的图表，后来有了点经费，制成了幻灯片及投影胶片。首次迁安科研经费是200元周转现金，用完后到拨款单位实报实销。后来承担的部级攻关项目或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平均经费也只有10万元左右。在完成宁芜项目时，我们每人一把大小不等的计算尺，全组一个手摇计算机，记得我小儿子做小学算术作业时偷偷地用手摇计算机，我就把手摇计算机藏了起来，总怕他给搞坏了。后来，我们到中科院计算所学习大型计算机，为了省钱总是安排在夜里2-4点上机，多数时间是纸带穿孔和修理纸带，把一盘盘的程序和数据黑纸带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到80年代初，铜陵项目用上了卡片输入的大型160机，野外工作时每人有了一个小计算器，直到80年代中，我们才得到一个PC-1500。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美丽的大学校园。我们学校进入了211工程，又迈向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当年勘探教研室的数学地质小组由数学地质研究所演化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部分。每位走向讲台的数学地质老师使用的都是多媒体，每位老师的家里和办公桌上放的是微机，厚厚的格子手写讲稿及备课查资料用的一盒盒卡片已成为历史。我们发自内心地对年轻一代的老师说：我们多么羡慕你们啊，赶上了国家发展强盛的年代。衷心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过去、珍惜现在、永不满足、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和你们下一代的幸福而不停奋斗！

作者简介：李紫金，女，回族，祖籍河南，1936年11月出生，1959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原勘探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6月从资源学院退休。（编辑：刘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