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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发
1959年5月，我与部分同学被安排去青海，到野外地质队参加生产实习。
我们从北京出发，不记得坐了几天的火车，首站到达了甘肃兰州。当时的兰州，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陈旧的街道和房屋，马路上尘土飞扬。由于在五十年代初，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上海动员了部分商店和人员内迁；因此，在这古老的城市里出现了上海迁来的商店；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能听到“阿拉、阿拉”的上海话，使城市显得有些生气。
我们在甘肃省地质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天，为了适应一下高原环境。第三天我们又坐上了西去青海西宁的长途汽车，那个时候去西宁的铁路尚未修建。当时，西部的社会治安还不十分安定，所以去西宁的汽车，都是组成一个车队走的。在公路上排成一长串，中途停车一起停，行驶一起行驶，颇为壮观。司机的座位旁边还放着武器，沿途空气显得有些紧张。经过了一天的颠簸，在傍晚的时分，走走停停的车队终于到达了青海省的首府——西宁。
当时的西宁，路是土的，房屋是土的，不大的市区呈现一片土黄色。位于胜利路上的青海省地质局，是一座新建的青砖楼房，当时很显眼。我们住进了局招待所，次日听取了领导的有关情况介绍，又参观了地质陈列室。现在虽已时过六十多年了，但当时在陈列室内一座用从盐湖采来的透明的盐晶体搭成的天安门，还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
在地质局，我们四个人知道了要去的地方，是位于祁连山东端南坡的俄博——省地质局的区域地质测量队就在那里；他们正在进行门源幅1: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俗称“填图”），要等有汽车来，才能把我们送去。
二、过关
这一天很快等到了，我们坐上给区域地质测量队送给养和设备的带蓬大卡车，离开西宁向祁连山进发了。在出发之前，局里借给我们每人一件皮大衣和一个皮帽子。当时，已是5月的天气，大家都感到不解。汽车驶出西宁，一直往北走。前面要翻大山了，汽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费劲地往上爬，越爬越高，在半山腰我们能看到近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后来知道我们翻越的是大坂雪山，海拔高度达3400多米。过去，有人曾这样形容过大坂山：“大坂山，鬼门关，汽车在冰面上走，老鹰在车轮下旋，死雾缠山眼不见，一不小心滚下山，跌到山底要半年”，可见山势的险峻了。正当我们在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时，阵阵朔气传来，迫使我们每个人将皮大衣和皮帽子都穿戴上，这时我们才知道带皮衣和皮帽的用处了。待到身体暖和过来，顿时又觉得脑袋开始发胀，胸部发焖，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人体感到特别难受。我想这大概就是听人说的“高原反应”吧。我们咬牙忍着，但当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傍晚时分，汽车已翻过大山的隘口，在山坡下公路旁的一间小屋前停了下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饭馆。记得当时一盆炒牛肉是1元钱，但我们已经难受得要命了，哪里还能吃得下东西？当晚我们就空着肚子坐在车里宿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汽车沿着河谷继续往北走，这时候人体感觉到有些轻松起来。汽车走了不知多少路程，到了下午，在远远的绿色草滩上，我们发现了一群白色的帐篷，同车的人告诉我们，俄博到了，那白色的帐篷就是区域地质测量队的驻地。
我们在队上安顿下来没两天，一起来的三位同学被三个分队分别接走了，只剩下我还要等着。原因是我去的那个分队还在山里，要等到工作告一段落，分队到公路边补充给养时才能将我送过去。过了几天，分队上来人了，我就带着行装跟他出发，到了上灯时分才到分队。接待我的是一位脸黑黝黝、个子高高的分队长，他是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的毕业生，是我的学长，名叫黄春阳。当他知道我是从他的母校来的，对我非常热情。这个分队共有十几个人，包括地质专业、电台、炊事、警卫、工人等人员，并配备了20来头牦牛，还有枪支弹药。我被分配与一位地质技术人员王培俭在一起，组成一个填图小组。
三、进山
第二天，我与那位技术员带了1位警卫员老钟和1位练习生小陈，赶着牦牛带着帐篷和计划好的4个人的几天口粮，离开分队进山了，任务是要去补做一些工作。虽然已经是5月的天气，但青藏高原的气候还是千变万化的。那天下午飘着雪花，一片银色世界，这在东部是见不到的。我们沿着一条大山沟往上走，在不到沟头处，找了一块平地，搭起了帐篷。然后，吃了一点干粮，就在这冰雪的世界里，钻进帐篷和衣躺下了。
早晨醒来，我觉得眼睛很疼，难以睁开。据队员讲，由于昨天在雪地里走了一天，是得“雪盲症”了。早饭后，那位技术员带着练习生上了山，我只得在帐篷内休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折叠取“金属量”的口袋。警卫员也留下来，陪着我。到了下午，这位从部队下来的很有经验的警卫员，突然发现在白雪皑皑的沟下，有两个黑点在移动。他迅速将包在“50冲锋枪”上的防水布打开，机警地密切注意下面的动静。黑点越来越大，一前一后是两个人，看到每个人的肩上还矗立着一个尖尖的东西，判断他们背着枪。当时，空气非常紧张，因为在1959年平叛之后，还有零星的叛匪流散在深山里，所以，我们的地质队武装进山，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后来，等他们走近一看，我们的心完全放下了，原来是我们队上的两位工人。一见面，他们就说：昨夜分队上出事了，一名队员被捆在水沟边，差一点冻死。分队认为有匪情，已报公安部门，并已来人；同时叫我们来看看你们。我们一听，刚刚放下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晚上是在紧张的空气中，人靠在那里迷迷糊糊睡过去了。次日，依然和往日一样，深山无人烟，四周静悄悄。来的两位工人一看没有什么情况，也就回分队汇报去了。
我们在这里做完工作，也就起营拔寨，按照约定的地点去找分队。下得山沟，到了公路边，这里就比较安全了。天色已晚，我们找到一处公路的道班房，准备进去住一夜。进入房内，一见满地是牛粪；且还有人。说来也巧，这几个人原来是驻在祁连山地质勘探队的，他们互相熟悉。在睡之前，我们只得将剩下的一点面粉，做成很稀的糊糊，一人喝一点充饥。因为我们带的计划口粮，被来的两位工人吃了两餐；我们也曾开口向祁连山队的同伴借粮，但他们出来已经多天，也快断粮了。
四、回到分队
第二天早起，饿着肚子向分队集合地进发。路的前方出现一些黄羊在奔跑，警卫员即拿他的冲锋枪换我的步枪，说到前面打黄羊去。当时，我想可以尝一尝黄羊肉了，结果是白高兴一场。由于黄羊跑得太快，一只也没有打着。我们四人拖着又饿又倦的身子，到了约定的地点，一看只有草地一片，分队还没有到。凭经验我们就搭起帐篷，人都躺下，说这是为了节约人体的能量，保存体力。
傍晚，分队到了。按惯例先搭起电台的帐篷，定时与大队联络。然后搭起炊事班的帐篷，要做饭。我们已经来不及等着做饭，先拿来冷的“二面馒头”啃上了。这是一种白面夹高粱面做成的馒头，高粱面一冷变得很硬，很难吃，但对我们已经饿了一天的人来说，吃起来也是很香的了。
晚上，由于分队上出了事，所以警卫员将我们叫到一起开会。会上主要讲加强保卫工作，并教大家怎么使用枪支，还说假如我牺牲了，大家接过来都会用，说得还挺紧张的。我们分队的武器不少，有五零冲锋枪、七九步枪、卡宾枪和三八马步枪等十几支。会后，安排了夜间值班，一班二个人，每班二个小时，我是和一位工人值深夜12点—2点的班。给我配了支卡宾枪，并要我将枪的保险机按上。我说别按上，如有情况，我打起来可以快一点。5、6月的季节，晚上值班时我们还穿着羊皮大衣，戴着狗皮帽子，脚上穿着毡靴，可见高原的气候是很特殊。
五、苦头
我们的任务是进行1∶20万区域地质测量（简称地质填图）。根据工作的要求，我们要通过跑路线来控制面，以线带面进行工作。每做完面上的工作，就要搬一次家。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在每个面上的工作到了最后的一天，早上起来就要将行装收拾好，装上牦牛垛。并拿出地形图，告诉管理人员，叫他们先将东西拉到下一个点，我们就分别出去工作了。
有一次，我与那位搭档完成了那天的任务，顺着山沟往下走，去找我们新的营地。走到傍晚，天渐渐黑下来了，我们还不见帐篷。途中遇见了一个藏民的帐篷，他们的牧羊犬一叫，出来一位老人。我们就向他打听，上午是不是有地质队下去了。他用不很熟练的汉语回答我们说：有地质队下去了。又说：天黑了，有匪，有匪。意思是说，有土匪，要我们住下，明天再走。我们很感激这位藏族老人，但我们还是用手拍拍身上背的枪，说：不怕，我们要找队伍去。
真是祸不单行，那天是个暗星夜，走着走着我脚上的两只皮鞋都脱线了，部分鞋帮与鞋底分了家，走起路来非常难受，于是我就脱了鞋光着脚走。走不多远，脚底被砾石磨得连心疼。我只好又将鞋穿上，用绳捆住，这就好多了。
我们继续前行，逢水淌过去，逢灌木就钻过去。走了一程又听见狗叫，我们知道有人家。抬头远望，发现前面小山坡上有一亮点。走近一看，有两个白色的帐篷，是放羊的牧民。一进去，有两个小伙子在烤火，看见我们就知道是地质队的，听说我们没有吃饭，马上就拿出烤好的面饼给我们，这时已经是半夜过了。我们在一起烤了一会火，他们给了两张生羊皮当被子，我们在旁边的另一帐篷里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醒来，我们又上路了。临走时，我们给了他们1元钱，他们不收。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纪律，硬是叫他们收下了。走了一个上午，还是不见我们的人。但又遇见了牧民，他们也同样给了我们面饼充饥，我们也同样执行纪律。我们一直走到下午，总算找到了分队，原来他们是看错了地形图，安错了地方，使我们尝到了苦头。
六、虚惊
这天是分队长带着我们去踏勘，下午工作完成了，大家顺着山坡悠闲地往回走。突然，我们的警卫员发现在远处山头上，隐约出现了两匹驮着人的马，每个人的肩上矗立一尖的东西，疑似带着枪。
一发现情况，大家顿时紧张起来。警卫员本能地一边打开包在枪上的防水油布，一边说：“你们快撤，我掩护”。我们就迅速往公路上撤。等到警卫员回来，一问有什么情况，他说后来人不见了。此后，在我们的心里又埋下了一颗担心——有“匪情”。
过了几天，我们在那一带工作，遇到了两位打猎的汉人，与他们聊起那天发生的事情，他们说是他们那天在那里活动。真是一场虚惊。
当时，我们两人肚子早已饿透了。见到他们打到的猎物，一块块用水煮过还带有血丝的肉，晒在那里。我们就向他们要了两块，边啃边问他们，这是什么肉。他们说这是打的野鹿。我是第一次尝到鹿肉，肉很细，如果有佐料那就好吃了。但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吃起半生不熟的鹿肉来也是顶香的。在临走的时候，我们给了他们几块钱，他们不要。但他们提出来要和我们换子弹（因为我们都是新子弹），我们婉言推辞了，说我们有纪律，子弹是不能交换的。随即告辞了深山里的打猎者，前面各种情况又在等着我们呢！
七、跨省
又要搬家了，我们工作的图幅一部分是甘肃省的。那天，“大队人牛”（主要是驮装备的牦牛，队上只有一匹马）浩浩荡荡，沿着较平缓的山坡往北走去。走到山顶上，风很大，山的北坡较陡，而且还有厚厚的积雪。山那边就属于甘肃了，以山脊线为界。
人们一跨就过去了，可牦牛就不行，风雪一顶，它们就停止前进，怎么赶就是不过去。但牦牛有个习性，我称它们为“群体性”，只要有一头牛过去，后面的牛很自然地跟随着过去了。我们利用牦牛的这个特点，集中了优势兵力，前面拉，后面推，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将一头牦牛弄过了山脊。果然，后面的牦牛不用吆喝，乖乖地跟着过去了。于是，我们就轻松的坐在雪上往下滑，野外的环境虽然很艰苦，但在这个时候也能听到欢乐的笑声。
下得山来，我们找了一块较平坦的地方安营扎寨。电台与总部联络上了，炊事班的帐篷里冒出了炊烟，一切都安顿下来了。在天将黑下来的时候，牦牛工来报告，他去寻找牦牛时，发现山沟那边有一匹马，上面有马鞍。根据他们有经验的人分析，这是一匹坐骑，不是放牧的马。有人？于是我们的警卫员带着几个人，拿着武器前去观察，大家也感到有些紧张。不多久，他们高兴的回来了，说碰到“二连”了。这是当地牧民组织的一个民兵连队的番号。当时，牧民都以武装民兵组织出现，进行放牧。他们每年都是从南边开始放牧，随着季节一步一步往北走，放到北边，牛羊肥了，天气也冷了，他们将牛羊卖掉，又回到南边，年年如此。他们也是野外作业，所以和地质队很熟，是朋友！
这天，我们在甘肃省内睡了一个安稳的好觉。
八、穿越
这一次的工作区内，是一横贯东西向的大山。山的北坡是一条水流较湍急的河流，而且水是冰凉的，因为这是雪山上溶化的雪水。我们根据地质调查的要求，与山脉的垂直方向（地层走向基本与山脉走向一致）布置了工作路线，每隔1000米一条。由于山的相对高差比较大，我们一天只能跑一条路线，所以我们将营地设在南山坡，在山的北坡安放了一顶帐篷。由于北面有条河流，我们又将马放在北边，以便过河用。一切安排定当，我们就分别开始了工作。
我仍和老搭档一起跑路线。那天，早饭后，我们带上“地质三件宝”——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同时还带上三八马步枪（给了十发子弹，枪里压5发，口袋里放5发）和中午吃的干粮就出发了。来到山脚下，抬头一望，好高啊！我们开始向上攀登，进行图上定点、观察记录和标本采集等一系列工作。到达山顶已经是中午时分，我们就坐下来啃冷馍加咸菜，这是地地道道的野餐。在高山顶上，一边进餐一边欣赏平时人们难于见到的风光。一片片白云在你的身旁飘过，似传说中的仙境。云彩的下面飘着雪花，顿时变成了银色的世界。有时，遇到打雷，好像就在头顶上，震耳欲聋，很吓人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防止雷击，我们趁着雷声过去，就把地质锤往前一抡，猫着腰迅速往下跑。山上下着雪，往下变成了下雨，天气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穿的棉衣，往往在下午被湿透了，晚上压在被子上重重的，第二天穿上一个上午就晒干了。几乎经常是这样。
下到山下已近傍晚，我们用马驮着过河。他们告诉我一个重要经验，在过河的时候，你不能拉马缰绳指挥它，而是顺着它走。它脚下有数，你一指挥非人仰马翻不可。来到帐篷里，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就和衣靠在那里，第二天我们又在另一条线上翻山过去了。
九、野菜
1959年，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已经影响到地质队。粮食紧张，队上也开始了定量供应。以前对野外地质队的有些特供，例如罐头食品等也没有了。在《创业》这部电影里就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怎么办？有人提出来用野菜代替。队上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有认识野菜的人。于是就发动行政人员、工人去挖野菜。在晚上煮了一锅，大家一尝，苦得要命。这时，队长立即下令，赶快倒掉。因为，在深山沟里，如果食物中毒，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人天天要上山，而且在缺氧的高山区，体力消耗很大，不吃饱肚子怎么行。一天，牦牛工前来报告，多了一头牦牛。事情是这样的：队上的牦牛是与牧民租借来的，到冬季收队的时候要还给他们，当然是有数的。为什么会多出来呢？据他们有经验的人分析，这头牦牛不知是哪家放牧转场时走失掉队的。后来，遇到我们的牦牛队伍经过，它就跟上了。
队上决定宰了改善生活，大家都很高兴。没有家伙怎么宰？有的说用枪崩。不行，这是浪费子弹。几位工人说交给我们吧。后来不知道他们如何把牦牛解决的，反正我们晚上尝到了喷香的红烧牛肉（当然没有正宗的好吃）。牛肉和牛杂碎吃了几天，牛油还用了一段时间，炒菜、炸馒头。补充了一头牛的营养。类似这情况，后来我还遇到过一次。
十、遇险
这天，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带着练习生小陈去补做一些工作。凭着一张1∶5万的地形图（当时属于绝密的），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待到工作做完已是下午了。我们就准备往回走，原路回去吧，觉得有些远。从图上一看，如从山上翻过去就近多了。我们一商量，决定翻越山口。
小陈在前，我在后紧跟，一步步往上爬。上面有积雪，风也很大。积雪已经冻得硬硬的，似一条小的冰川。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人直喘气，所以我们只得经常停下来休息。正当我的右腿在前面搁着休息时，听到上面有石头的滚动声，一下就砸在我的右肩上，落到右腿上。没有看到石头有多大，我的右臂立即失去了知觉，右腿也疼得厉害。我的命还算大，如果往左偏10公分，砸在头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我立即通知小陈，赶快下来。在往下撤的时候，由于山坡比较陡，又是一个冰面，我又穿着一双光底的球鞋，一不小心，人就在冰面急速下滑，旁边什么也抓不住。当时，脑子很清醒，心想完了。说来也是命大，滑到下面一点，我的一条腿插在雪里了，人就停了下来。
等到小陈下来，我说咱们还是从原路回去吧。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营地。后来，队上安排我做些室内资料的整理工作，休息了几天，又继续战斗了。
另有一次，队长要我一个人出去补个点上的工作。并说好营地搬迁新的地点，完成工作后去找他们。我带上装备，还带着枪出发了。沿着一条山沟往上走，路上见到许多脚印。有人的，有兽类的。心中顿时产生一种恐慌。人，是放牧的，还是“土匪”？兽类，是牦牛呢，还是其它野兽？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想法了，只想赶快完成任务往回走。我做完了工作，立即就往回撤。来到约定的地点，一条大山沟，四周静得吓人，不见他们到来。于是我就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此时，好象地球上只有我一个人似的。为解寂寞，我拿起枪，把子弹退出来又压进去，来回地操作。这也许是解决恐慌的一种办法。过后真有些后怕，如果当时遇到土匪或野兽，我一条枪怎么也抵挡不住，也就报销啦！
等了老半天，我发现沟里的灌木有摇动，立即警惕地把子弹顶上膛，紧盯着树丛。先钻出来一头没有驮东西的牦牛，过一会，后面跟着的牛群到了。原来是分队到了，我绷得紧紧的心放下了，这是最高兴的时刻。
十一、友情
在队上工作近三个月，总部不断发来电报，通知实习结束要我回去。但是，我们的工作地点在远离公路的大山沟里，一时出不来，就拖延了个把星期。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大队人牛”浩浩荡荡开到了公路边开始休整、补充给养。我要回去了，队上的领导、技术员、管理员、炊事员、警卫员、电台人员、牦牛工人等全队同志都依依不舍。毕竟我们“风雪同舟”了几个月，在工作中大家都是相互帮助和支持。那天，领导深情地对我说：“你要回去了，现在是困难时期，队上没有什么条件来给你饯行。今天在牧场买了一只羊，中午的葱爆羊肉与馒头对你敞开供应，不定量”。在离别前，大伙儿还开玩笑的对我说：你这次来青海不死，你一定会长寿的。这是他们对我最好的祝愿。下午，管理员陪我在公路上搭了一辆便车，把我送到了大队。事有凑巧，过了两天，大队召开各分队的干部会议。分队的领导一见我还没有走，中午就拉着我到附近唯一的一个小饭店，请客吃饭。在广阔的草滩上，除了牛羊肉，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了。可草滩上的草蘑却非常好吃，很鲜，可与鸡肉比美。我们吃了一盘又一盘，真像开了荤。边吃边聊，地质队员的豪爽性格，在此时袒露无遗。
由于去西宁的公路桥被洪水冲断了，所以回西宁已经不可能。大队准备用车将我们送到兰新铁路上的张掖，坐火车去兰州。在区测队等候期间，我们可享受到了似疗养院般的生活。早晨起来，到附近的牧场买刚挤下来的纯牛奶，不管你杯子多大，给你打满只要7分钱。
十二、再见
再见了，青海俄博！再见了，青海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再见了，祁连山！
大队用了一辆前苏联产的“嘎斯”中型卡车送我们出山。这种车前后助力，跑起来很有劲。我们在祁连山中盘了好久，下得山来，就到了一个叫扁都口的地方，眼前是一马平川。原来，我们已经进入了河西走廊。平坦、笔直的沙石公路，一直延伸的天边。汽车跑得飞快，用风驰电掣来形容是毫不夸张。我们在车上不能站立，只能趴着，耳边风声呼呼作响。
汽车将我们送到张掖火车站，当晚就坐上去兰州的车。在兰州，我们进行了总结，然后放假了。在工作之余，我们在市里找了一处澡堂，洗一下身上几个月积下的污泥。可能是当时还没有自来水厂的原因，澡堂里放出来的水是黄色的，好像直接从黄河中抽上来的。一听服务员的口音，是带有宁波音的上海话。我即用上海话接上，得知他们是从上海迁来支援内地建设的，更觉亲切了。在街市，我们想买些点心、糖果解馋，可是商店里的货架上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可见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是相当的严重。
离开兰州那天，在车站遇到了很大的雷阵雨，我和一个老乡同学都像落汤鸡似的挤上了东去上海的列车，狼狈不堪的告别了兰州，永生难忘！
后记：
后来，我虽然没有去青海工作，但在1988年，我去新疆开会，回京途中特意拐到西宁，见到阔别29年的分队长和一起跑路线的技术员。1995年又去了一次，大家都老了，因曾经有过“生死之交”，所以一见如故，难舍难分。
作者简介：黄伯裔，男，汉族，浙江海宁人，1934年5月出生，1948年2月参加工作，1969年调入北京地质学院，曾任武汉地质学院博物馆副馆长。1986年借调中国地质博物馆，1994年退休。（编辑：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