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文化是大学之魂

提高文化自觉自信  推进高校文化育人

胡显章  2017-4

什么是文化？

广义：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特指精神财富，西方最早给出文化定义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

“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文化本质上是“人化”和“化人”。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要使外界环境满足人的需求，使外在世界“人化”;而当人构建了人化了的世界时，它又通过“人文化成”而造化人自身，即“化人” 。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过程及其产物。

“三峡石”的人化与化人
什么是大学文化：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

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在教育和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理想追求、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蕴含在物质成果中的大学理念、审美观念与意境；制定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对待制度的态度等，可以表征为大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一、提高文化自觉

社会进步三要素：政治治国，经济兴国，文化立国。只有优秀的文化，才能保障政治清明公正，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文明，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强大，自立于世界国家之林。文化建设落后，常常呈现“短板效应”。

   2005年杨振宁先生在首届中国文化论坛讲话指出：“目前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中华民族的崛起。”“可是我在清华待了一年半以后，感觉到很多大学生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够认识”杨先生呼吁：“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今天的大学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灌注到每一个大学生身上”。

这首先是对教育工作者提升文化自觉的呼吁，也是对大学生自身提高文化自觉的警示。

（一）、什么是文化自觉？

上世纪末，费孝通先生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选择艰苦历程的回顾反思，提出要把中国知识分子带到文化自觉中去，他对文化自觉有这样的定义：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刘云山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具体来说就是做到三个高度自觉，即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

我们应该提高对国家文化和大学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努力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主动担当起文化建设的责任。                                                                                                                                                                                                                                                                                                                                                                                                          （二）、文化自觉需要宏观的视角和战略眼光

中共17届6中全会发出提高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令。十八大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随着施政目标的全面推进，习近平的文化战略思想逐渐清晰，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当今为什么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

（1）、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在推动国家崛起中，都十分重视文化的力量。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

习近平· 文化是灵魂 （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二日）

    文化是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一位哲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髓，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17届6中全会《决定》强调：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格局的中国，必须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受到世人的尊重，并置身国际文化交流竞争前沿，获得把握“跨国对话”、“中国叙述”的主动权，进而确立跨国文化话语权和影响国际文化交流的议程设置。这是中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民族理想、为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的应有之义。

文化复兴与振兴是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与内涵。

（2）、注重精神文化凸现国家发展阶段性的需求

因讲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而享誉全球的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努力理解非物质价值观对生存的影响，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因为一旦人们实现一定程度的物质丰裕之后，大家就会意识到经济成功本身是不够的。人们希望生命有意义，希望思索是非、伦理与道德责任感和怎样面对生活中遇到的道德困境。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是，长期积累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公正、公平、道德、诚信、责任感等价值理性问题进以及信仰缺失、心理失衡进一步凸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政治昌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性因素。

面对多元文化的冲突和主导性文化的失范以及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弱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化建设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3）、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

“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在多元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中保持、传承与发展自身特色文化的独立性问题。没有国家民族文化的独立，谈不上国家民族的真正独立。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愈演愈烈，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西方国家文化输出的典型行为是鼓动“颜色革命”。2000年之后在独联体国家、中亚和中东地区相继爆发“颜色革命”，波及之处造成极大的混乱和破坏。中国也受到所谓“颜色革命”的威胁。

 英国《独立报》以“雨伞革命”为标题报道香港“占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这场“雨伞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

美国政府支持“颜色革命”的两手：一是为反对派摇旗呐喊，制造舆论，进行政治干预；二是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每年用在所谓“推动全球民主”方面的总支出高达10亿美元。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人数高达945位，曾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任职的官员丹·盖瑞特说，“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中扮演先锋角色。”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美国中心”，美国驻港总领馆是这家机构的靠山。该中心于2013年3月15日、16日，举行了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顺”地培训大学生作为“占中”骨干。

在“占中”前发生了所谓“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对于德育和国民教育的问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陈佐洱表示，赞成国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观点，世界各国都推行国民教育，每一个公民接受自己国家的国民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举例说，美国的国民教育围绕着宪法、独立宣言以及美国的价值观进行灌输。而且特别注重教育者的政治素质。据美国社会学家昂纳·戴维斯的报告，美国高校教育者失聘的原因中，比例最高的是政治思想有危险倾向，占到32%，而因学术水平不合格只占到19%。

“占中”的重要根源在于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一个没有爱国教育体系的教育机构,怎能相信它能培养出爱国的学生？在本质上，在一些香港学生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缺乏中国文化认同的“港独”倾向。同时，他们并没有身临其境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于是出现了港大学生到英国议会恳请“重启南京条约”，让香港“回归”英国。

台湾所谓“太阳花学运”、还有藏独、疆独，以及一些所谓维权活动，往往都有国外后台。

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议会讲话中说：“我们在中国的颜色革命已取得了实际性效果，他们的年轻人对我们充满了痴迷和崇拜，我们在解决涉及中国的问题不要顾虑太多，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政府不与我们配合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我们正在选择对付他们的最好时机，最终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颜色革命，其背后是世界政治文化较量的反映。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一直演绎着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矛盾。在这对矛盾展开过程中，衍生出两种现实的文化战略：一是文化霸权战略，二是文化主权战略，两者的斗争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关系的轴线。我们必须高举捍卫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的旗子。自觉维护国家自主文化选择权、发展权和对外文化交往权,维护国际文化的多样性。其背后的力量在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近年来，我国民族团结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新问题。问题的重要成因出在精神文化方面。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物质力量运用得多，精神力量运用得少；维稳做得多，融合人心做得少。这往往被境内外反国家统一势力所利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体系，中国以独特的“天下文化”来融合多民族族群，虽然有分有合，总体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四大文明。

当今中国国家统一单靠政治制度和行政约束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统一的文化认同。中国十分需要从历史文化传统中，强化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这是融合人心的基础，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我们要通过文化认同建立起稳固的爱国统一战线。

（4）、是调整经济结构，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需要

依据国际经验，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将进入精神文化需求的旺盛期，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6年达到$8866美元，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井喷”之势，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坚持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文化根本性质所决定的,是共同富裕原则在文化领域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是人权的重要组成。文化产业是是主要依托人力资本的朝阳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占有支柱地位，美国文化产业占GDP的25%以上；中国低于发展国家平均水平，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至4.5%，2017年将超过5%，成为支柱产业。推动文化产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

（5）、是大学履行历史使命的需要

翻开世界高等教育史可以发现，大学功能的每一次扩展都带来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世界科学和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的研究发现，近现代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5次大转移，即：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70年~1830年）、德国（1810年~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转移周期大约为80年，科学史界称之为“汤浅现象”。而这种转移轨迹与大学的功能扩展及繁荣轨迹基本一致。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是教育，中国梦也是每个大学和每个大学人的梦。我们要努力将实现每个大学人的梦、大学梦和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将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将大学精神建设与中国精神结合起来，共同构筑中国大学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紧密相连，我们要自觉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信。

现在中国大学发展势头良好：

2016-9-6，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 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2016-2017年度最新世界大学排行榜，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五年当选世界最佳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列二三位。中国内地共有4所大学综合实力进入前100名，分别是清华第24名，北大第39名，复旦第43名以及上海交大第61名。

2016年5月5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公布2016年全球大学声誉排行榜（World Reputation Rankings ）。榜单显示，哈佛大学连续六年蝉联第一。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分列二、三。清华大学位居18，北京大学排名21。

2016-10-26，美国U.S.News& Repot发布2017世界大学工程类专业排名中，清华大学蝉联世界第一名，浙大第5，哈工大第7，上交大第9，中国内地共16所进入前百名。

2016年5月，世界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名，中国列30名，比2003年上升12名。

2016年11月23日英国QS全球高等教育集团发布了2017年度的《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斯坦福大学位列第一，MIT第二，中国内地清华第三，北大11，复旦14、上交大33、浙大36。

所有排名均有片面性，对多种排名的综合，大体上可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位势。

综观世界近现代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

2015-11-5国务院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规划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扎根中国大地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中国特色先进文化中吸取智慧和营养，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对于大学来说，由大学的本质所决定，应当肩负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育人的使命。

一个时期里，世界性地呈现大学精神文化衰微现象。提高大学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素养，持续提高文化育人的理性认识，探索新形势下文化育人的实践路径，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三）大学文化育人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怎样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问题？

面对重大事件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2015年7月2日“软实力”提出者、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参观了曲阜孔庙后说：“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不同程度存在民族文化的失根和随市场产生的物质主义对非物质价值观的挤压现象，一些宝贵的文化传统，如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执政之基的诚信传统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败坏；同时，几千年所积淀的消极文化因素，如官本位、经验主义和人情文化，对作为现代化特征的理性精神文化形成了巨大的阻滞作用，加上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推动，使得腐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民心民智的凝聚，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渗透到被称为“一片净土”的学校，影响了决定国家未来的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同时，我国一直存在着重视功利的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古时的士人对政治事功的兴趣远胜于对知识的兴趣，读书的目的就是谋取功名，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有了功名便有了一切。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以“事功”为准则的观念与追求学术的知识本位观是相悖的，这种影响是造成我国大学一度学术精神缺乏，独立自由理念不足进而导致创新乏力的一个深层文化原因。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如何突破传统文化落后模式对现代性的阻滞力这一不可推脱的历史任务。大学人应当肩负起突破这种文化阻滞力的任务，首先在校内做起，进而以先进文化推动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一个重大课题。

大学精神文化衰微现象：

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和近代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影响，加上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低俗浮躁倾向，使得教育不同程度上偏离了“使人成为人”的本真，学校缺乏文化品位，教师缺乏文化素养，学生缺乏文化素质，制约了大学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升。

大学生精神衰微的表征: 总体上，大学生对中国现行道路、制度的认可度是高的，但是基础并不扎实，在部分学生身上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1、理想与信仰的缺失。

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缺乏服务与奉献精神。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把自己的理想定位在“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个好家庭”等职业诉求、生活目标上；有的“对索取自由、权利乐此不疲，而对奉献、义务、责任却颇感不适。”有学者认为当代大学生这种自我中心倾向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在自我的基础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把社会当成是实现个体价值和自身目标的客观环境，更注重发展自我和实现自我利益。

另一方面，一些大学生变得空虚与迷茫，他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等问题。“一些大学生一听到理想便无动于衷甚至反感，好像提到理想便意味着虚伪与做作。”流行着诸如“理想、信仰无用论”，片面追求感官享受的低层次理想，“钱途”之说，入党动机不纯等风气和现象。有的学生转而到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调查显示，大学生信教比例（14%）远远高于社会人群（7.7%）；在信教选择上，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占信教大学生总数的64%。

2、道德水平滑坡。

新世纪来，一些大学生道德失范、违法等负面新闻引起社会关注，一些大学生的案例也成为了对大学生道德精神发出质疑和批评的例证。从诸如考试作弊、赌博、“三陪”等违纪、不文明行为甚至杀害同学等违法罪行反映出了当今大学生道德水平的滑坡。有人指出这些道德失范或是违法，反映出一些大学生缺乏对弱者的同情，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缺乏起码的道义感和为学做人的底线。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毒死室友，说：“我是个‘空人’，没有价值观。”

3、学风不端

教育部2011年12月2日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教书育人的本质要求，是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发展之魂。优良学风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能否营造一个优良学风环境，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 指出：“在高校教师及学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中，急功近利、浮躁浮夸、抄袭剽窃、考试作弊等不良现象和不端行为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教书育人的学术风气，造成了极其负面的社会影响”

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清华本科生问卷：认为学业论文可以抄袭拼凑的占10.2%;说不清的占18.9%

沈阳某高校的大学生学术道德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对于考试作弊看法，15.7%表示“深恶痛绝”,33.8%表示“无可奈何”,50.1%表示“可以理解”，表明多数持宽容态度；认为实验拼数据是不诚实的态度占44.1%, 35.3%认为是完成作业的捷径,18.4%认为无可厚非。

这些数据反映了大学生中对学术诚信问题缺乏是非观的严重性。

实际上，学生身上出现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教师身上找到根源。美国两位著名的教授（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在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学术资本主义》中指出：大部分西方工业化国家大学都正走向学术资本主义，大学教学科研人员为了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使他们脱离课堂教学的研究。

而现在，在中国高校为了竞争经费，一些教师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研究生对导师以“老板”相称，表明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为资本雇佣关系的现象。华东理工大学老师张建雨违背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规定：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以及《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意见》规定：“禁止院（系）、教师违规利用学校资源兴办企业”，让研究生李鹏去个人私办工厂做中试实验，爆炸身亡。学生介绍，张建雨非常忙，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校外，办企业、谈业务、给人培训等。

同时，只顾教书，忽视育人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的教师成为消极因素的传播者。

大学精神衰微的重要根源——大学理念的偏差

大学理念 主要是对大学的本质、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大学、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的理性思考。涉及培养目标、教育思想、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关系等。当前，大学精神的衰微除了社会不良倾向影响，在办学理念上集中反映在对价值理性的忽视。

忽视价值理性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指出“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学“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

关键在科学办学理念的确立。

哈佛大学原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在专著《失去灵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批评“哈佛的领导人听任学校的办学方向偏离教育的宗旨，只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这里提的教育宗旨是指：“大学原本应该为社会培养原则性强、受人敬重的领导人；应该培养学生重要的价值观、性格、道德，让他们愿意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学习。”刘易斯强调“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哈佛大学应该负责，因为华尔街金融主管们大多来自哈佛大学金融专业，他们在校受到的教育只管赚钱，而不讲社会责任。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有人提出哈佛大学应该负责，因为华尔街的许多高管来自哈佛大学金融专业，老师只教他们怎样赚钱而忽视了社会责任。

持续调研表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素质要求：为人先于为学。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国家向创新型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创新文化薄弱的制约。国家现在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面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特别需要开放、包容、自由、自主、自律的创新文化氛围。创新文化作为现代大学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内容，深刻影响着大学乃至社会的创新进程。大学应该充分认识以理性、契约化、主体性、创造性为特征的现代理性精神未能充分确立的问题。

大学理念的核心环节——坚持育人为本与文化育人 

大学自诞生之日始，就是以育人为根本任务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大学自身怎样发展，“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始终是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大学文化本质上就是育人文化，大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人文化成来促进人的发展。

康德：“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过程。”布鲁贝克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造就人，将学生转化为能适应环境生存的社会化或文化化了的人。”

爱因斯坦：“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恶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蔡元培:“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予人类也。”

袁贵仁说：“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优秀人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

教师：“经师 ”             “人师”    ： 文化育人

学生：“重知”          “重智”             “重为人”   ： 文化成人，精神成人。

二、提高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路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指出：“文化滋养心灵，文化涵育德行，文化引领时尚。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强调了文化育人重要性并指明了实施特点。

（一）价值观是核心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根本上是要让我们的大学生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正是“德”的要求，是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首要条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首先要注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提出的。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所追求的信仰、政治态度、行为规范和心理特征。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体现，对文化起着引领作用。

习近平同志强调：“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同时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精辟论述了核心价值观与德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德”的含义，明确新历史时期立德树人的目标要求。可以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1）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德”之内涵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毛泽东《实践论》]  从理论上应该使之占据真理与道义两个制高点。

《大学》：“德者，本也”。道德是立人之本、立国之本。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每一个时代与社会，都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要求。在中国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国传统社会奉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西方近现代社会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准则。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富强”、“平等”、“公正”；

    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精诚所加，金石为开”“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谐”“诚信”“友善”；

西方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          “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宣扬“社会本位”为主体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同时，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西方宣扬“个人本位”为主体的价值观，其民主、自由常常带有虚伪性，众多有识之士质疑“西式民主怎么了？”。

    应该获得信念和理想支撑，并且弘扬人的主体性，将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统一起来，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真正“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魄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来做好。

（2）积极探索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1、努力发挥高校学科与资源优势，形成合力。

在高校既有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教学队伍，又有从事意识形态宣传思想教育的队伍、学生辅导员为主体的学生工作队伍，还有一支由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关心下一代工作队伍，应该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沟通，在理论探讨、宣传传播、学习指导上形成合力。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学校德育的主渠道，明确指出：“高校思政课必须办好，关键是把教材编好，建设好思政教师队伍，把课讲好。”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讲话精神，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校德育课程之间的关系，结合时代特点和学生特点，完善德育课程体系，修订德育课教材、结合课程建设需要和教师实际，提高思政教师的综合素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理论创新，整合德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从教材建设、队伍建设、课程建设三个方面发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和影响力，受到学生欢迎和同行高度评价。

清华马院成为全国首个思想政治理论课国家级教学团队。

许多高校贯彻习近平关于思政教育精神，积极探索思政教育内容形式创新，如上海高校的“思政课程”发展到“课程思政”，出现了许多受到学生欢迎追捧的精品课程。如上海大学“大国方略”课，回应了世界、中国和上海向何处去、国家需要什么、上海承担什么、学生要有何作为、应该学习什么等时代命题，帮助学生主动养成国际视野、大国国民心态、思维习惯和基本素养；复旦大学开设了“治国理政”课，上海交大开设“读懂中国”，同济开设“中国道路”，上海大学开设“创新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开设“中国智造”。

这些课程特点：一是“课程思政”，即在专业相关课程中引导价值塑造，落实立德树人；二是，发挥校内外的资源优势。

北京市“思想引领工程”：通过“理论名家讲堂”“学理论•读经典”等课外活动升华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认识。

清华关工委的老教授、老同志在理论学习传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一批老教授以老带新，帮助青年教师适应教学要求；一方面，组织了老同志理论学习组，不仅适应老同志理论学习的需要，而且成为学生求是学会与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会导师，帮助学生社团制定学习计划，作专题报告，进行学习辅导，编辑学习资料等。

2、强化实践体认养成，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得住，传得开，用的上，必须从知行结合上下功夫。正如习近平同志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强调：“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清华党委注意引导学生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持续开展了“以中华富强为己任，为民族经济做贡献”“我的事业在中国”“我伴祖国共辉煌”“科学发展，成才报国”“传承百年精神，投身复兴伟业”“行健新百年，共筑中国梦”等系列主题活动，学校关工委委员和一大批院系离退休老同志深入学生班集体，参加交流讨论，点评党团日活动，书写给学生的寄语等。这些都是对广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而生动教育。

同时，着力与日常学习、政治文化活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23位受表彰的“两弹一星”功勋14位是清华人，清华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密切相连，学校持续开展“两弹一星”精神教育，激励学子做科学兴国的先锋

核理论的领军者邓稼先的感人事迹。

杨振宁：“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学校支持师生创作校园剧作《马兰花开》，以颂扬老一辈科学家实现“中国梦”为主题，生动讲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为祖国核武器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奋斗的不平凡人生，刻画了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崇高伟大的爱国精神、严谨创新的科学精神、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高尚纯粹的人格魅力”。 已演出50场，引起广泛而强烈反响，创作演出本身也是深刻的教育。

利用典礼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 鼓励学子“入主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

朱凤蓉少将在90周年庆典上讲话“：近四十年来，先后有一百多个清华学子在核试验基地工作。在那里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艰苦奋斗，什么叫无私奉献，在艰苦困难的工作中，清华学子成熟起来，大部分成为核试验基地的技术骨干、学术带头人和领导。在基地的清华学子中有一名院士、两名司令员，四名所长、七名将军。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清华学子，长期以来我们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多次获国家科技奖励。现在，我们双双被授予少将军衔。说实话，我们是从清华毕业的极普通的学生，仅仅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仅仅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引导学子关注国情民情，及时立下报国为民志向

200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温家宝同志就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乡村八记》给范敬宜院长的信函，指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李强被推为当年中国十大三农人物。

李强自己的体会是：“在清华有一种关注国情的传统，无论课上还是课下，甚至BBS上，教室的宣传栏上，随处都可以见到有关中国国情的探讨，这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清华的氛围对于塑造一个学生有多么大的作用。” 李强还谈到，如果没有新闻学院李彬老师课上给他推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他写不出《乡村八记》。

在清华，像李强这样的学子不在少数。

2003年，学校针对某些毕业生就业文化选择的盲目性，启动了引导就业的“启航计划”。以往“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从国家需要”的口号发展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 服务祖国 服务人民”，学校还采取了鼓励政策措施。多年坚持下来，效果明显。到国家重点岗位由40%提升到70% ，京外就业率逐年提升，就业单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到外企的少了，到国企的多了。

许多学子学成后，争先恐后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人民排难造福。法学院2008级硕士毕业生魏华伟到“艾滋病村” 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文楼村当村官。由于他一颗为民办事的诚心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得到了群众的赞扬一年后，他以全票当选为村长，后来选为村支书。魏华伟在上蔡工作8年，他带领乡亲们发展经济，建设文化。使文楼由过去的上访村变成了新农村示范村。村民的风貌也由过去的悲观失望变成了现在的自信自强。他说：去文楼村当村官是“无怨无悔的人生选择” “知识分子不应该只关注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作为个体对于群众、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他还立下保证：会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管得住小节，不浮躁、不急功近利。现在与当地姑娘结婚，立志献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教师榜样的力量影响广泛而深刻  赵家和：用毕生诠释大爱无疆

如果你的账户中有着一千多万元，会不会舍不得使用500元一片的进口救命药？如果

你在美国做着薪资不菲的客座教授，会不会舍不得吃一个西瓜？如果你在知名大企业里干着顾问，又会不会自带铺盖卷租廉价民房来住？清华老教授赵家和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会”，但他却捐出毕生积蓄成立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甚至在生命走到尽头时连遗体也捐献出来。统一这种“抠门”与慷慨的，是赤子大爱。赵家和事迹在全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关注国情，关注西部落后地区。《三牛风波》与“清华生西部工作现象”： “1989年出生，2011年7月工作，2012年1月被破格选拔为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副县，牛呀！ 网上质疑焦三牛是“火箭干部”，是“官二代”、“富二代”，事实上是地地道道的农家“穷二代”，其资格条件和录用程序完全符合公选规定。《三牛风波》作者何建明在深入考察途中一直自问：“假如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我能做出像三牛一样的选择——来到这样贫困落后的地方‘安居乐业’吗？”；“假如我的孩子也要选择这条路，我会同意吗？”作者回答：“肯定地说，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都不会。”那么，为什么焦三牛、蔡程程等一批清华学子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三牛入学时的辅导员王铭说：三牛不像有些农村出生的学生一进城市、一到名牌大学后想的就是跳出农门，三牛恰恰相反。当然这与清华的教育和学风有关。清华大学一直把到国家主战场、到西部、到艰苦地方工作的教育作为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思想主课。三牛正是清华倡导的这种氛围中获得理想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同学们说，他是做好了将青春和一生献给那块贫瘠土地的准备。正因为如此，他在“三牛”的名字受到嘲笑、鄙视，好心的同学劝他改名时，他坚定地说：“我的名字是父母给的，干吗要改？我自己不觉得‘三牛’难听，而且它能一直提醒我，自己是农民的孩子，我不能上了清华就忘了自己是谁。”正因为如此，他懂得感恩和回报那养育了他的父辈和土地。   

蔡程程，父亲是公司经理，母亲是律师，她是独生女，她在东北某高校拿到国际经贸和国际商务双学士后，到清华法学院读研。毕业时被北京一家国有大银行看中，怎么会到了武威呢？她说：“读研进了清华，这里的教育让我对未来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完全改变了。学校强调学生要有国家意识，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在清华期间，我一直担任班上的支部书记、系里的学联秘书长，这更使我萌发到西部干一番事业的想法。”她到武威凉州区人民检察科3个月就办了17件案子，而那里的检察官人均每年只能办30件左右，她受到了同事们的佩服和夸奖。为老百姓办案使她感到快乐而充实。何建明说，程程看起来是个娇弱的女孩，但她内心和意志远远比她外表强大，这也许正是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与刚毅雄浑的西北风骨在她身上得到最完美的融合。

《三牛风波》指出：所谓“清华生西部工作现象”，究其根源，与他们所受到的清华育人理念与文化氛围的影响密不可分。2003年时，清华毕业生只有28.8%的人到京外工作，到西部等艰苦地区仅有2.9%。在“启航计划”等氛围推动下，到2011年，自觉主动选择到京外重要领域工作的人数已达46.8%，到西部地区的上升到13.7%。清华学子在择业观和价值观方面坚信：要选择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愈是艰苦的地方愈需要人才，愈能锻炼人，愈能给有志者以广阔的事业天地。明确了“立大志要从选方向做起，上大舞台要从敢担责任做起，成大事业要从淡泊名利做起。”

（二）党建是龙头

习近平：“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切实加强学校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工作，对于保证高校的社会主义方向至关重要。”“高校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为建设能够培养高质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大学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把更多的优秀青年学生凝聚到党的队伍中

加强积极分子培养，1979年开始在班级中成立“党课学校小组”。开设的“党的知识概论”课成为全校人数最多的选修课，每年培训积极分子近2000人。

学生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1995）、求是学会（1992）、《业余党校》报（1991）、红色网站（1997）等“两会一刊一站”成为校园里共产主义理想的播种机。2015年，中办调研室以协会为素材的报告获得习近平总书记圈阅，刘云山、刘延东、刘奇葆等中央领导做出重要批示。

完善保证党员发展质量的工作机制，加强思想入党工作。在学校党的组织建设中，老同志一直是组织员队伍的主体力量，许多院系党政干部退休后担任组织员已成为良好的传统。他们全方位参与学生党建工作，从入党志愿书的填写要求，到入党材料的审核，从积极分子写思想汇报的重点要求，到新党员发展谈话，从政治思想关心引导，到党员质量把关，他们从具体工作入手，对学生党支部党员发展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传帮带。老同志还积极参与党员骨干、辅导员、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成为“党的知识概论课”的常任教师。同时，离退休教工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老少共建”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党建对于保证学校的政治方向起着重要导引作用。

（三）文化传统是根基

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耕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由之路。

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重在教育。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于2014年3月26日下发。《纲要》强调：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

《纲要》明确，以爱国、处世、修身为主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进行三个层次的教育：

一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培养学生做有自信、懂自尊、能自强的中国人；

二是，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怀教育，做高素质、讲文明、有爱心的中国人；

三是，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做知荣辱、守诚信、敢创新的中国人。

今年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3月17日，中宣部长刘奇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要求“坚持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中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

《意见》强调要从弘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三方面着力。

核心思想理念。包括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我们应该领会好刘奇葆强调的“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中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怎么理解？刘奇葆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指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针。意见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坚持“两创”方针，关键是把握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关系，主要看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能不能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财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之成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有利于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化。

清华大学主要通过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举办相关讲座、组织人文知识竞赛、支持有关社团活动等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些老同志发挥良好人文功底，组织青年教师传统文化讲习班，参与文科与理工科青年教师对话，推动在传播传统文化上提高共识。

着力开好传统文化课程

彭林教授在他开设的《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课程的教学大纲里说：“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帮助学生深入透彻地了解中华古代文明，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激励他们为中华腾飞而奋斗终身，是本教程的教学宗旨之所在。”这也是彭林教授所开设的其他两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宗旨。我们大力支持彭林教授进行精品课程建设，并在多个场合请彭林教授介绍课程建设的理念与心得，其目的就在于使这种理念为更多教师所接受，在更多的课程中得以体现。

 我们常常以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国史大纲》序言作为中华历史文化教育的一个指导思想，大家感到深受启发。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引导多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1997年编发《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现在改编为《清华大学学生荐读书目》，包括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外国文化、外国文学各30种。自2015年起，校长向新生送书（《平凡的世界》《瓦尔登湖》）。

生动的第二课堂自我教育

为了调动广大学生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与主体意识，活跃人文气氛，特别是强化中国文化传统教育，自2000年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教务处、校团委联手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人文知识竞赛，，截止2016年已举办17次，竞赛从院系起步，现在扩展到北京和华北地区，学生表现了很高的参与积极性。

同时开展人文实践考察活动。先后与郑州大学、中南大学、九江学院、湖南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合作，对中原文化、湖湘文化、书院文化、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等进行了实地考察，使同学们了解博大精深的祖国传统文化。

重视学校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重要组成，而且是先进文化的传承、传播、发展基地。学校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资源和氛围。

长期以来，学校一批资深老同志作为学校历史的亲历者，潜心研究和编写校史、系史、专业史、人才培养专题史，以及学校党组织发展史、学运史、革命烈士志、杰出校友事迹等。他们通过著书、讲学，向学生和青年教师传播学校的精神文化，使得学校传统得以薪火相传。

传承文化  以史育人

清华关工委委员钱锡康与校友会同事访问了400多位校友，编辑出版《峥嵘岁月—解放战争时期清华校友足迹》《平凡彰显伟大—全国劳模中的清华人》《人民公仆—政坛上的清华人》《理工结合又红又专—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0周年纪实》等著作，为师生作有关校友事迹、清华精神和文化传统讲座百余场，充分发挥了老同志“传承文化，以史育人”的优势。中宣部领导评价《理工结合又红又专》：“整篇文稿有份量，有深度，有实例，生动鲜活，耐人寻味，是教书育人的一部极好教材，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好的德育读本。”他本人说：这些工作传递了对下一代的关爱，有利于增强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听者反馈——提高了道路自信 文化自信
     一位退休老教授以“一个令人振奋和引人思索的好报告”为题发表文章说，我从50年进清华，但是对清华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仍缺乏系统的认识。听了报告，感到非常振奋。我们应自豪地相信，昨天的清华基于她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为国家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新百年清华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位学生说：老师的讲座听得我热血沸腾，信心满满，太鼓舞人了!我们一定好好干!中组部培训班的一位学员说：你的讲座以大量事实说话，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提高了我们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谢谢你热情洋溢的讲座，也谢谢清华人的贡献！

继承传统紧抓学风的关键环节：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在履新讲话中指出：“大学的根本不在‘大’，而在‘学’，在于以学生为本、学者为先、学术为基、学风为要。”

在清华的传统中，学风是特别突出的环节和宝贵的育人资源。

严谨求实是探求真理的需要，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清华精神的突出特色。

杨武之罚字的故事；刘仙洲和王希季的故事“若没有当年的零蛋，就不会有今天的导弹”；

科学精神是为学的要求，而为学与为人是不可分离的。

1992年，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朱镕基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写了一篇贺辞，其中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

      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四）理念是关键

大学理念  主要是对大学的本质、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大学、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的理性思考。

2002年9月在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大会上，袁贵仁谈到大学文化所存在的不足时，指出：我们的教育重视学科专业的系统性，相对忽视人的完整性，对人的健全人格、个性的培养重视不够；我们的教学侧重“教书”，突出知识、技能的传授，相对忽视“育人”，对人的思想品德、素质能力的培育重视不够；学校的建设，重视硬件、设施，相对忽视观念、制度，对教学观念、办学理念的研讨、宣传重视不够；学校的管理环境，多一些社会机构共性，相对少一点文化自觉、文化蕴涵，对学校整体文化形象、文化气质的设计、培育重视不够。

《清华大学章程》规定：“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履行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职责，服务国家和人民，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实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学生具备健全人格、宽厚基础、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实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

大学理念在突出育人为根本任务的前提下，应该抓好的两个基本点

一是极力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这既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的需要，也是通过教育发掘人的全面潜力，使人全面成长的需要；

二是将发展人的精神生命的主动权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作为转变教育思想的重要目标，也作为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前提与内涵，其核心是要最大限度地体现人在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中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

三、提高哲学自觉

（一）哲学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社论指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哲学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规范、思维导向和理论升华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并沿着理性方向前进，应使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我们研讨中国大学文化育人时，需要一种大学文化的哲学自觉。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哲学应该成为大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哲学生活理应成为大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没有哲学的导引，大学就会像一个没有“神灵”的庙堂。在1999年中国科协首届年会上，科协主席周光召指出：为什么20世纪初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因为德国“发挥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德国在哲学上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德国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

实际上，德国一度成为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正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校所实施的哲学与教育的融合，或者说正是康德、费希特、洪堡等哲学家兼教育家所奠定的哲学文化基础，包括洪堡在新人文主义哲学观指引下所确立的“教学与科学相结合，由科学达致修养”的大学理念所奠定的人才基础，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 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

从中国看，在有了现代大学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以及以其为背景的西南联大都是哲学家荟萃的，学校领导自身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熏陶，同时，又吸纳了德国、美国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高峰期。

在新中国，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教育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蒋南翔校长亲自任哲学教研室主任，领导开设哲学课。问及清华五六十年代的老校友：什么是学校给以的最重要的教育？许多校友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比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干、注意抓主要矛盾、防止片面性、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要有大局观念、整体意识、群众观点等等，就是哲学思维的历练，这对当今的在校师生砥砺自身的哲学性格应该有启迪意义。

实践表明，努力砥砺自身的哲学性格，是当今大学人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也是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课题，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大学内部知识与外部市场、权力结合的倾向，使得在功利主义冲击下大学缺乏应有的哲学自觉；另一方面，哲学自身也呈现一种“消解哲学”形态。伴随着工业化社会科学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知识的高度分化，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乃至对立，使得作为社会和谐基础的道德伦理共识被瓦解，哲学常常只是作为一种学科化的知识而存在，失去了与人们生活的紧密关联，呈现失却核心灵魂的危机，难以为大学提供精神指引与动力。

在此背景下，大学人的哲学自觉的缺失更成为普遍现象,它使得大学人往往不能站在哲学的高度认识大学的整体功能和确立未来的目标与道路。

由此，当今我们倡扬大学哲学自觉，一是需要回归大学的功能本位，抵御外来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诱惑，确立科学的大学理念；二是，在实践中，砥砺大学自身的哲学性格，转变大学生活过度世俗化状态，确立适应大学功能本位并具自身特色的哲学体系，以此作为大学精神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并以大学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对社会发挥导引作用。

（二）努力提升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也是一个哲学态度问题。孔子曰“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应该清醒面对“唱衰者”。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他不仅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我国文化自信的源泉，这理应是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自信的源泉。

怎样确立文化自信？

云杉在《红旗文稿》撰文指出：做好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指出：“不忘本来”就是勿忘“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吸收外来”是指“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着眼将来”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历史的辉煌，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

实际上，当今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的发展现实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奇迹，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得以确证与彰显。

在这些历史性变化中，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实践功不可没。只要深入到高等教育的一线，看看那些为强国富民、探求真理而艰苦拼搏的师生和所取得的骄人业绩，是可以确立必要的自尊与自信的。

同时，文化自觉自信应该建立在清醒的文化自检基础之上。没有认真而深刻的文化自我反思与批判，就不能确立理性的自觉和科学的自信。马克思认为唯物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

从“不忘本来”看，既要看到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自身优良传统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又要清醒认识几千年所积淀的消极文化因素，如官本位、经验主义和人情文化，对作为现代化特征的理性精神文化的阻滞作用和对大学的负面影响；从“吸收外来”看，既要努力吸取西方文化中理性批判思维、法治意识以及对于人的个性发展与主体性的尊重等积极元素，又要规避其个人本位以及以工具理性屏蔽价值理性的消极影响；从“着眼未来”看，更要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和要求出发，看到现实世界道德境界和创新意识的不适应。

四、锤炼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文化涵盖两个相联系的部分：

大学理念（theidea of a university)主要是对大学的本质、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大学、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的理性思考。

大学精神（thespirit of  a university），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大学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行动准则，展现着大学的气质、品位与精神境界。

（一）大学精神文化的哲学基础

教育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许多教育家往往也是哲学家。在中国古代，教育与哲学难以分割。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代表作《大学》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启迪性，对中国教育有着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在其著名的教育论文《大学一解》中，对其做了深入的剖析。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大学》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指出“若论其目，则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提出重视明明德与新民，正是体现了儒家人生哲学与教育思想始终如一的核心。指出“而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

可以理解此处的大学之道是强调通过求知，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获悉事物的本质和待人处事的智慧，同时通过良好的教化、修养、陶冶，完善自身，适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联系到美国教育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奠基人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的：“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两者在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上有着某种一致性。

我在《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中，在上述基础上，从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等四个视角论述了大学的精神文化的哲学基础，可以认为是在哲学高度上拓宽中国“大学之道”的一种尝试。

1、基于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认为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传授、发展高深学问，要求大学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保证真理的客观性。

2、基于政治论的哲学基础，认为大学要担负起服务于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责任。要求大学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务实奉献。

3、由于人是教育的主体，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的实践，离开了人的生命，教育就失去本源。原湖南师大校长张楚廷教授提出了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生命论的哲学基础的基本点就在于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大学的中心位置，倡扬以人为本和人文日新，追求真善美。

4、 “大学从本质上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它处于人与文化相互建构的高级阶段。它的重要功能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人的文化化。所以从文化论哲学基础的视角来探讨大学功能定位和内在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大学文化论的哲学基础，要求大学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包容会通人类文化精华，在综合中推进文化的继承创新。

我们试着以下述坐标来表述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

实践表明，只有将上述四种哲学基础加以有机辩证的融合，才能全面构筑当代大学精神家园，全面体现大学的功能。依据上述四个方面的哲学基础，试着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新民，在以人为本，在包容会通，在止于至善。”

相信经过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可以确立今后一个时期可以提供大学人思考以至遵循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大学之道。我们应该努力以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师生们去探索与践行中国的大学之道，自觉锤炼当代的大学精神。

（二）在综合与融合中实现文化的继承创新。

 20世纪以来，在多元文化交流激荡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艰难的文化选择。清华大学首届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岱年先生是对文化选择进行哲学探索的一个典范。遵循清华大学会通的传统，1936年清华青年教师张岱年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新路，主张“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又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晰的哲学模式。而他所依据的就是“兼和”哲学观，即“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钱学森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提出了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大成智慧工程”。主张跳出从几个世纪前开始的那种将复杂系统不断简化的研究方法——还原论方法。他说必须集哲学与科学，科学与人文艺术，集人类知识之大成，才能得智慧。还指出：大成智慧的核心就是要打通各行业各学科的界限，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创造性成果往往出现在这些交叉点上，学科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特别强调：“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强调：“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 “大成智慧学”实际是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如潮的时代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新型的思维方式和人-机结合的思维体系。

    高瞻远瞩，开阔视野，会通创新，是得大智慧的路径。

我们应该将大学文化置于互相融合的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哲学基础上，以张岱年倡导的“兼和”哲学观、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努力做好文化的选择、兼容和创新，这应当是当代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体现现实针对性和提升时代适应性的重要指导思想，亦是当今文化自觉自信的哲学基础。

（三）  大学精神文化的形成需要深厚文化底蕴：

大学精神文化的形成需要文化底蕴，这是世界许多名校的共识。一个世纪前在哈佛大学担任了40年校长的艾略特提出美国的大学必须“从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著名高校力图通过加强通识教育使大学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土壤。中国高校自25年前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以及世纪之交兴起的通识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大学生的文化植根和认知挑战问题，这个文化之根就包含习近平指出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需要将这一努力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