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我做的是机要工作，转业到地方并调到学校，我一直从事办公室工作。犹如滚滚长江中的一滴水，万里长城中的一块砖，在党的光辉沐浴下，在先烈们的精神精髓滋润下，我尽心尽力地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l966年7月，我进入西安空军通讯学校（后改名为西安空军通讯学院）学习。按照当时部队的规定，刚入学的军事院校学生要分配到各个连队去锻炼一年。我被分配到湖北应山空降兵某军某师某团3营9连2排6班接受军事训练。

同年10月，我平生第一次站岗放哨就遇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而且是半夜在荒郊野外。这天我被安排到存放降落伞的库房站岗，时间为凌晨1点到2点。这座库房建在离连队驻地约5里远的一个荒凉的地方。当时只有17岁的我，心里惴惴不安，想想就不寒而栗。临睡前，我壮着胆子偷偷找到班长，怯生生地问：“能不能把我换到营房内的哨岗上站岗？我害怕去那里。”班长满脸笑容的爽快答道：“没问题，安心去睡吧。”我大喜过望，美滋滋的回房睡觉了。半夜，班长叫醒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快穿衣服，我送你去上岗。”我一下子懵了，硬着头皮顶着风雨，在黑暗中跟着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目的地走去。周围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通过互对口令，我换上了哨岗，班长和下岗战士随即消失在暗夜中，留下我独自一人。黑暗沉沉，大风呼啸，大雨瓢泼，树叶被风吹雨淋得嗖嗖作响，仿佛平日故事里那些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也活灵活现了起来。我越来越害怕，浑身战栗，大气都不敢出。我紧紧抱着膛内没有子弹的步枪，借以安慰胆怯的灵魂。我贴着墙摸索着退缩到库房大门与墙壁的夹角处，瘫软地蹲了下去。我想大声喊叫，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恐惧无助。我试着去想班上的战友们，想起前几天一位战友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入党了，联想到自己是一名共青团员，是党的后备军，也应争取早日入党。于是，心里默写起了入党申请书，专心地想着、写着，恐惧逐渐淡去，心里渐渐平静，激情战胜了恐惧，浑身充满了力量。我慢慢地站了起来，挺直了身板。没多久就听到远处传来泥泞路上叽吱叽吱的脚步声，是换岗的战士来了。

经过这场恐惧，我仿佛一下子长大成熟。此次磨炼之后，无论何时何地独自一人执行什么任务，我再也没有害怕过。

第二天见到班长，我笑侃道：“你们的胆子都是这么练出来的？”他笑言道：“军令如山！”我从中体会到了军人不一般的要求，决心好好向老兵学习，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几天后，我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不久，同班的老兵、共产党员陈德宝找我谈心，告诉我说连队党支部指派他为我的入党联系人。我们俩也是当时部队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搭档。他经常敲打我说：“你父母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干部子弟要特别注意关心战士、联系群众。”我与任何人都能合作好的习性就是那时开始养成。有了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我有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也有了锤炼自己品格的自觉性。

1967年11月初，西安空军通讯学校停课期间，我们这批学员被分散安排到各大军区空军进行机要业务培训，我和其他5人被分到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贵阳基地。经过十分紧张的学习，于1968年10月结业。由于我学习成绩优异，被留在基地司令部机要科工作。此时，我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要科科长谢万会是我的入党介绍人。1966年至1969年，我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70年2月，我作为贵阳基地“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和“五好战士”的代表，出席了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的“三代会”（“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代表、“五好战士”代表、“四好连队”代表）。1970年4月我由战士提为干部。

谢科长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我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同年年底，党组织就完成了对我的政审外调，但当时基地司令部党支部委员多数都在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无法召开支部大会，直到1970年3月15日，支委全部回到部队后，才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支部大会上我做了表态发言。我深情地说：“能成为党组织中的一员，是我莫大的荣幸！加入党组织，意味着要更加严格更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切实起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自觉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脚踏实地的工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同时，有了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就有了不断进步不断前进的动力，信心和依靠。我将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这是我人生新起点的发言，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鞭策鼓舞着我，促我向前，催我奋进。

经过部队的锻炼和地方工作的洗礼，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军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这一切都归功于党的教育和培养。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党的光辉，永照我心！

作者简介：齐振祥，男，汉族，河北人，1949年3月出生，1966年8月参加工作，1998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产公司退休，现为退休第十四党支部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