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枪林弹雨，惟有奋斗不止

离休党支部 于新洲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在那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年代，鬼子、汉奸、地主横行霸道，我们全家老小只能依靠仅有的二亩八分地艰难度日。由于家境贫寒，我没有上学，从小就在家帮着父母操持家务。直到我15岁那年，听说离家乡不远的地方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我不想眼看着家人和村民就这样受苦受穷，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斗地主。可是部队说我年纪太小，给了我两个窝窝头就让我回家了。但这并没有让我放弃参军的想法，而是更坚定了参军的信念。一年后的1944年，16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的加入了八路军。

由于年龄较小，我没有被编入作战部队，而是被分配到被服厂生产麻线，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百多个同龄的小战士，最大的有19岁，最小的就只有15、6岁。虽然我们年纪小，但都以一个真正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了给前线的战士们提供足够的军需，我每天要纺3斤麻线。以当时简陋的设备条件，纺3斤麻线是非常大的工作量，我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从没有抱怨过苦和累。只要能为前线的战士们送去温暖，我就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八年抗战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但这并非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中国的大地上依然笼罩着战争的阴云。1946年，内战爆发，蒋介石投放重兵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这时候我已被编入独立团警卫排，成了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在攻打张凤集的战斗中，国民党部队一心想吃掉我所在的部队，我们警卫排的百余名战士跟随着团长吴忠不幸被敌人包围了。在被敌人包围的险恶环境中，我们孤军奋战，毫无怯意，打退了敌人多次凶猛的进攻。团长高喊着做动员：“同志们，我们已经打进了敌人的心脏，胜利在望。死，我们死在一块，要死得更有价值，为夺取战役的全胜做出贡献！”战士们齐声响应：“我们决不后退半步！”“为死难烈士报仇，坚持到胜利！”就这样，我们从敌人的尸体上收集弹药，集中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等短促火力，突然跃出工事，发起反击，团长吴忠带头端着轻机枪冲在最前面，为大家开路。战斗中，吴忠颈部中弹，却依然重伤不下火线，与战士们一起坚持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苦苦坚守了一天一夜，就在将要弹尽粮绝之时，援军终于到了，在兄弟部队的帮助下，我们所在的部队最终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张凤集血战”。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解放军最终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我跟随部队先后转战河北、河南，又于冬季跟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天气寒冷，战士们却还穿着单衣御寒；给养匮乏，我们经常饿着肚子前进。物质上的贫瘠，并没有使我们精神上缺乏斗志，我们互相鼓励着，同敌人斗智斗勇。待时机成熟，我们就如猛虎一般从大别山上冲下，一路过关斩将，直插敌人的心脏。刘伯承元帅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解放军凭借着过人的勇气最终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此后，我又跟随部队一路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到打下成都。我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子弹打进了我背着的包裹，幸亏子弹被包裹里的东西挡住，我才得以死里逃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我随18军进入西藏，来到了海拔5000m的青藏高原，开始了解放西藏的征程。18军是最能吃苦最能战斗的部队，我就是18军53师158团的兵，先后担任过18军政委谭冠三中将的警卫员、副政委王其梅少将的警卫班班长等。1950年我参加了昌都战役，该战役从10月6日开始，至10月24日胜利结束，这是解放西藏的唯一一次重要战役，被誉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同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50年至1952年底，我一直跟随谭冠三政委在西藏战斗，多次受到嘉奖，并亲历了西藏的和平谈判和西藏胜利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后，上级命令部分战士从西藏撤出，撤出的战士将被分配到各个地方，我就是其中一员。此时，我已是排长级别，被任命到一个军区当警卫员，很多人对此为我打抱不平。但我认为，身为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安排，欣然接受了组织的任命。

我小时候生活条件艰苦，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更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没上过学成为我最为遗憾的一件事。领导对我说：“你是老兵，没文化是不行的。”我听后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报名参加了四川大义县安镇的干部培训。1000多名干部，几乎都和我的情况大致相同。由于对知识的热切渴求，我很珍惜这次培训机会，我从最简单的拼音开始，识字、写字，都学的十分认真。虽然培训的时间不长，却帮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1951年，川藏公路开始施工，我再一次踏进了西藏。这一次虽然没有了战火硝烟，但同样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西藏峡谷陡峭险峻，地势起伏跌宕，山头更是白雪皑皑。我每天背着80多斤重的东西，开辟着一条通往天堑的路。当时的技术十分落后，修建公路的工具只有大锤、钢钎、铁锹和镐头，要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工程的巨大和艰险在世界公路修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个川藏公路的修筑过程中，3000多名干部、战士和工人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

川藏公路建成后，我于1956年被调回成都军区担任一个县武工队剿匪区队长。刚刚解放不久的县城治安混乱、土匪猖獗，严重扰乱了百姓的正常生活。80多人组成的武工队，在我的带领下，打土匪、维护社会治安，让人们在安宁的环境中生活。

1960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北京地质学院。因为我有丰富的实地战斗经验和突出的实践动手能力，被委派为设备科党支部书记，同时还身兼数职。那些年，祖国百废待兴，全国上下都是一片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景象。虽然已经从前线退回了后方，但我依然心系祖国的建设，不论刮风下雨，我都带领着工农兵学员们一起去铲沙子，建设校区，从早到晚都不间断，为学校的建设尽心尽力。

1966年到1976年是动荡不安的十年，北京地质学院的所有师生都被派出去干活，我也于1969年被任命到江西五七干校。1974年冬，我又被调到武汉，参与武汉地质学院的建校工作。刚到武汉时，校址还是一片荒芜，仅有的两幢楼房还是从华中工学院划拨过来的，条件十分艰苦，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都相当匮乏。复员干部、共产党员总是冲在学校建设的最前沿，哪里苦就到哪里去，什么累就干什么。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更是冲在了最前面，不分昼夜地奋战在施工前线，有一次由于人手紧张，我一个人就卸下了10吨钢材。

离休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我先后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校领导年年到家中慰问，关心我的晚年生活。我今年已经94岁了，回顾一生，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旧中国，还是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无论是在出生入死的部队，还是在教书育人的高校，我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我们的党、无愧于我们的国家。

从16岁离开家乡参加八路军，直到建设武汉地质学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使命和追求，不仅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更在和平年代努力奋斗，无怨无悔。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保持强大凝聚力，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就，愿祖国繁荣昌盛、天下平安顺遂。

作者简介：于新洲，男，汉族，山东人，1928年3月出生，1944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89年12月离休。曾任机关党总支书记，正处级干部。现为离休党支部党员。（编辑：张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