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一切听从党召唤，服从党的安排。

（一）初心

我的家乡，江苏镇江，解放前是省会。1949年4月23日比南京早解放几个小时。那天，我家那个住有八户人家的门里住满了解放军，大概有一个连，他们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践行者，住了两天就开拔了。可这两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军比国军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那年我14岁，初中毕业。党号召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响应，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说我小，没要。1950年，我15岁，高一，报名参加军干校，检查身体后，说我体质弱，还是不要。1951年我16岁，读完高二，一个人跑到汉口考进武汉市人民政府财政局，分到水产处，当了一名小“公务员”，供给制，每月拿小米折成现金约25万元（旧币1万=1元），伙食费每月7万。后来我去汉阳养鱼场，再回到机关，武汉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

由于我家庭出身好，“政治清白，思想纯洁”，文化程度又“高”，三年来颇受重用。和留用人员一起工作时，常常让我当组长，入团后，就当了组织委员，还当了渔场的工会副主席。1952年实行薪金制后，我连升三级，从最低的25级提到22级。这三年，在党的领导下，我干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开始是在收渔税时配合土改工作队同渔霸作斗争；在渔场与工人同劳动，下湖捕鱼；整顿初级合作社；抗洪救灾，姑嫂树下大堤上抢险；宣讲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三年，我跑遍了武汉市的各个郊区，汉口的岱山区、东西湖区、汉阳的福城区、武昌的洪山区、东湖区、南湖区。在此期间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懂得了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这就是我的初心。

（二）上大学

当我在机关工作得很起劲，顺风顺水的时候，1954年注定我要上大学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需要人才。1954年大学计划招十万七千人，可高中毕业生只有七万多，缺口很大，因此党和政府动员在职干部、现役军人上大学，我在机关里首当其冲，先安排我考人大农业经济系，再安排我参加统考，并说如果都考不上，就保送我去华中农学院。反正这就决定了我的一次人生转折。参加统考，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地质学院，这和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关，我是响应党的号召“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而进入北京地质学院的。

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后分专业填志愿，我报石油分到大系，一年后大系再分专业，我填金属分到普查。虽感失落但都认为是组织需要，愉快接受，努力学习。

我高中只读了两年，又工作了三年，高考时数理化三门课加起来大概有100分，俄语没学过，入学时显然是差生。但我有十分明确的学习目的，超强的学习精神，不断发掘出来的学习能力。一年下来，我居然成了班上少有的全优生，后被评为校“优秀生”。我自己很努力，但老师的教导永远也忘不了。陈华慧老师在晚自习时挺着即将分娩的大肚子，为我们这些调干生辅导普通地质学，讲解不同性质的岩浆喷发的不同特点，至今记忆犹新。彭志忠老师讲课又辅导，讲解最高对称型，在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张永巽老师严谨认真；杨遵仪老师诙谐风趣；吕禄生老师一丝不苟，于绍和身体力行，他们都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在校近五年教我们的老师多是国内著名的学者教授，池际尚、马杏垣、袁见齐、王鸿祯、刘鸿允、涂光帜等等，他们都是教书育人的典范，把爱护学生放在首位，言传身教。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要实、要诚、要严。潜移默化地受教。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好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好老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他们的教诲。

我是第一届五年制学生，在校九个学期，考试30多门次，我的成绩全部优秀。测量实习一次，教学实习两次，生产实习两次，收获颇丰。测量实习后还当了物探同学的小先生。第二次生产实习是在湖北大队保康小队，小队长是地史教研室何国琦老师，他中途调离，因我表现良好由我代理小队长。收队后，在汉口行政学院集中，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是1958年12月26日，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党的教导下，我是一名全面发展的学生，体质体能增强，在班上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任务虽然繁而不重，但占去不少时间不可避免。我这个调干生怎么成了“学习尖子”呢？除前面说过的原因外，就一点：精力集中！！

（三）改行，读研

我是一名好学生，1959年2月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大概是因为在1958年生产实习时，被带队的地史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何国琦老师看中，就分到地史教研室了。很快，任务就分配了，辅导地质系56级八个班的地史课。我立即联系了这个年级的党支部书记王暄堂，了解学生情况。

一切看来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开学上课了。正当我在实验室备课，向翁发老师求教Redlichia三个种如何区别，同滇东下寒武三个层位相对应时，党总支前书记关侠同志进来了，对我说，你去政治教研室报到吧！我惊讶，我失落，又感到党的信任，无奈而又有些许欣慰，五味杂陈。那是哪一天忘了，反正在地史已经干了有三个星期。我把刚买的《地史学教程》送了人，买了毛选四卷，坚定地去了政治教研室，走上了后来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道路。

一切从头开始！读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这在我的一生中起了重大的影响。开学了，要我去周口店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不久，要我准备考人大的研究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上了。

全新的学习任务摆在眼前，科班出身的老兄老姐们成了我的同学，我是刚刚入行的小字辈。开始被大家认识是在体育方面。我这个体育爱好者在人大却成了体育人才，当上了系体育部长，后又参加了校足球队，远征沈阳、鞍山、大连，以不胜成绩铩羽而归。

在人大三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党号召“保护青山”，不少同学就不上自习了。我“保护青山”就是尽量吃好，保持体力，坚持课上课下的学习。发挥我的学习潜力，依靠集中的精力和较强的记忆力，出色地担当起这一新的学习任务，三年来考试成绩全优，毕业论文优秀。导师葛锡友老师希望我留在人大任教，并要我回校征求意见，结果未能实现。我自己也犹豫，在地院和同学们有共同语言，在感情上和教学内容上有他人不具备的优势。当然，这一选择有得有失，但我不后悔。

（四）回校任教

经两校协商，我终于回到了地院。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础，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是唯物史观，我在人大学了十几门课，主修的就是唯物史观。因此，回校后就分到了哲学组。上学期辅导辩证唯物主义，下学期讲授历史唯物主义。任务相当重，全年级800学生，就两个人承担，有半个学期只有我一个人讲课。

1970年，当大部分人还在干校劳动时，学校就迁到了江陵。为了准备招生，我从干校被调到了江陵，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实际上是一家四口分散在四个地方。1971年招生，我又有了教学任务，还当了空军班的副指导员（指导员是学生），主持日常工作。这个班没有教学的地方而到处“流浪”，从湖北京山到江陵，从武汉到周口店，最后在北京毕业，由于任课老师都是学校的精英，教学质量尚佳，得到空军后勤部的认可。

1975年学校迁到了武汉，政治教研室去了24人。这时我家庭团圆了，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两地分居了，调回北京势在必然！两三年后，他们基本上都调走了。一直坚持着的有三人：负责党史教学的曾繁治，负责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曹文满和负责哲学教学的我，曹文满作为支部书记在成立社科系前还要抓思想工作，我则始终抓教学。应当说，这三人是迁校后政治教研室在武汉生根发芽的种子。

我们和原地校的几位同志一起，担负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这期间，我这个学过地质的政治老师，结合地质讲哲学，学生欢迎，我也开心了。

问题是老师陆续调走了，继续补充，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盛宏模同志吸收到教师队伍中来，然后就是在武大、财院和华师代培了一批老师。吴东华、陈玫君、程畅、余良耘、杨力行、黄德林、李熙麓、王林、许水贵等在列。从76级毕业生中留了四人，其中之一就是刘爱玲。1980年招了自己的政治师资班。我们竭尽全力、精心创新地培养，毕业时12人中考取研究生3人，且成绩优异，留校7人，再读研后飞走5人，现在位的：南有黄娟，北有张秀荣，她们都是博导了。此后社科系成立，我们又招了86、87、88三届思政专业的学生，89、90招了行政管理的专科。

祝马克思主义学院同学校一起欣欣向荣、发展壮大，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2021年5月8日

作者简介：凌敬升，男，汉族，江苏人，193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95年8月从文管学院退休，教授。地质系普查专业毕业后留校到地史教研室，三周后转到政治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读研三年，1962年回校任教。曾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政治教研室副主任，社会科学系副主任，校优秀教师。（编辑：张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