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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赵鹏大:流亡路上读九校

  发表日期:2015年08月31日          【编辑录入:admin】

    赵鹏大是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静宁寺时期学生。

  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工程院外籍院士,数学地质、矿产普查勘探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原校长,获1990年度国际数学地质协会克伦宾奖章,成为获此奖的亚洲第一人。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只有四个月大的赵鹏大随父母开始流亡,并辗转九所学校才完成自己的基础教育。

  2015年6月14日上午,赵鹏大在中国地质大学院士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采访有一个小意外:赵鹏大迟到6分钟,他连连抱歉。他说:“迟到从来不是我的习惯。我拼命往这边快走,但还是迟到了。”这位84岁院士对待采访的态度,让我们感动。中途,他曾接过一个电话,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老伴正在医院住院。

  小学读五校

  1931年5月25日,赵鹏大出生在沈阳一个铁路小职员家庭。

  “我们全家流亡到河南开封才算安定下来,家庭生计靠父亲代写文书维持。1937年,我在开封市双龙巷街小学上一年级。我现在能记起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日机来袭,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匆忙跑到沙坑里躲避,同学们都受到了惊吓。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威胁。”

  战争越来越迫近,赵鹏大的父亲决定继续流亡。“我们一路南下都是坐闷罐车,根本就没有窗户。后来终于坐了一回有窗户的客车,我努力伸着脖子看窗外的景物,结果窗子突然落下来,幸亏我躲闪及时,只是割破了下巴,现在还有疤痕。”

  父亲在自贡盐务管理局找到工作,一家人在自贡安顿下来。赵鹏大先后在缪沟井小学、宝善小学、蜀光小学、东新寺小学上学。生活虽然相对安宁,但战火硝烟并未散去。自流井也遭遇过日机轰炸。“每次躲警报,我们都会跑到后山。记得有一次我们搬家,雇的板车还没有走到新家,日机就来轰炸了。事后知道,我们居住的旧家被炸了,要不搬家,我们可能就死了。现在想想都后怕。”

  父亲在四川威远县找到新工作,赵鹏大也随之到威远县铺子湾小学上学,并在这里读完小学。“老师带我们下煤矿参观,我很奇怪地下能有如此多的煤炭。”

  初中读一校

  1942年,赵鹏大考上在威远县静宁寺的东北中山中学,系统接受了三年初中基础教育。“在抗日艰苦条件下,中山中学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对我一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半军事化训练生活,几十人合住一间大寝室,而且是上下铺,每天早晨学校都要检查内务:被子要铺平叠好,上罩白床单,而且要求四周棱角分明,有如豆腐块一般。每人床下有一个装衣物的竹篮,必须摆放整齐。每日三餐必须在值日生喊完‘立正、稍息、开动’之后才许动筷吃饭,等等,让我养成了整齐有序、严格守时、行动敏捷等习惯,影响终生。”

  我们此时理解了赵鹏大迟到6分钟为何要连连道歉,因为他在这所中学养成了严格守时的习惯。赵鹏大说:“我现在出差,行李箱里的东西都是有序摆放,洗脸刷牙就两分钟,而且把牙刷得很好,全都能刷到,这都是在中山养成的习惯。”

  “当时中山中学社团很多,锻炼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学校注重音乐教育,在音乐中培养抗日救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中山的几年,我对各种艰苦环境和较差的生活条件有了适应能力,这为我以后从事地质野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中读三校

  1945年,父亲的工作再次变动,来到四川江津。

  赵鹏大随父到国立九中上学,这是一所从安徽流亡入川的学校。“从家里去九中,需要乘坐小木船摆渡过长江,我每周六回家,周日返校。长江水流湍急,每次坐船时,父亲都会在江边伫立,一直看到我安全过江。回家时,他也是早早来接。我很感谢父母在动荡的岁月里一直坚持让我读书。”

  赵鹏大经历过更为艰险的坐船之旅,是在抗战胜利之后。

  赵鹏大随父返乡,准备在辽宁锦州落脚。“返乡的路充满艰辛。从重庆到宜昌坐船就走了一个月。我们坐的是装盐的小木船。当时的长江三峡段险滩密布,需要六七艘小船绑在一块走,可每次都可能会翻一艘。就是在这样的危险环境下,我们踏上了归程。当时没有钱,坐不起轮船。宜昌到汉口又坐了一星期。这样的经历很难复制,对我日后从事地质工作也是一笔宝贵财富。”到锦州后,他在锦州中学念书。

  锦州解放前夕,父亲调至天津盐业公司工作,赵鹏大就读于天津河东中学。“我从小学起就喜欢地质,到了中学,听老师说地质学家能计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矿量有多少。我就想:矿产埋藏在地下,科学家是用什么方法算出来的呢?这激发了我报考地质学的想法。我于194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开始一辈子从事矿产研究,可以说是兴趣驱使。”

  如今赵鹏大已经成为地质界的学术权威,从1988年培养出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开始,截至目前已有139名博士、22名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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