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工程院外籍院士，数学地质、矿产普查勘探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原校长，获1990年度国际数学地质协会克伦宾奖章，成为获此奖的亚洲第一人。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只有四个月大的赵鹏大随父母开始流亡，并辗转九所学校才完成自己的基础教育。

　　2015年6月14日上午，赵鹏大在中国地质大学院士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采访有一个小意外：赵鹏大迟到6分钟，他连连抱歉。他说：“迟到从来不是我的习惯。我拼命往这边快走，但还是迟到了。”这位84岁院士对待采访的态度，让我们感动。中途，他曾接过一个电话，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老伴正在医院住院。

　　小学读五校

　　1931年5月25日，赵鹏大出生在沈阳一个铁路小职员家庭。

　　“我们全家流亡到河南开封才算安定下来，家庭生计靠父亲代写文书维持。1937年，我在开封市双龙巷街小学上一年级。我现在能记起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日机来袭，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匆忙跑到沙坑里躲避，同学们都受到了惊吓。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威胁。”

　　战争越来越迫近，赵鹏大的父亲决定继续流亡。“我们一路南下都是坐闷罐车，根本就没有窗户。后来终于坐了一回有窗户的客车，我努力伸着脖子看窗外的景物，结果窗子突然落下来，幸亏我躲闪及时，只是割破了下巴，现在还有疤痕。”

　　父亲在自贡盐务管理局找到工作，一家人在自贡安顿下来。赵鹏大先后在缪沟井小学、宝善小学、蜀光小学、东新寺小学上学。生活虽然相对安宁，但战火硝烟并未散去。自流井也遭遇过日机轰炸。“每次躲警报，我们都会跑到后山。记得有一次我们搬家，雇的板车还没有走到新家，日机就来轰炸了。事后知道，我们居住的旧家被炸了，要不搬家，我们可能就死了。现在想想都后怕。”

　　父亲在四川威远县找到新工作，赵鹏大也随之到威远县铺子湾小学上学，并在这里读完小学。“老师带我们下煤矿参观，我很奇怪地下能有如此多的煤炭。”

　　初中读一校

　　1942年，赵鹏大考上在威远县静宁寺的东北中山中学，系统接受了三年初中基础教育。“在抗日艰苦条件下，中山中学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对我一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半军事化训练生活，几十人合住一间大寝室，而且是上下铺，每天早晨学校都要检查内务：被子要铺平叠好，上罩白床单，而且要求四周棱角分明，有如豆腐块一般。每人床下有一个装衣物的竹篮，必须摆放整齐。每日三餐必须在值日生喊完‘立正、稍息、开动’之后才许动筷吃饭，等等，让我养成了整齐有序、严格守时、行动敏捷等习惯，影响终生。”

　　我们此时理解了赵鹏大迟到6分钟为何要连连道歉，因为他在这所中学养成了严格守时的习惯。赵鹏大说：“我现在出差，行李箱里的东西都是有序摆放，洗脸刷牙就两分钟，而且把牙刷得很好，全都能刷到，这都是在中山养成的习惯。”

　　“当时中山中学社团很多，锻炼了学生的各种能力。学校注重音乐教育，在音乐中培养抗日救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中山的几年，我对各种艰苦环境和较差的生活条件有了适应能力，这为我以后从事地质野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中读三校

　　1945年，父亲的工作再次变动，来到四川江津。

　　赵鹏大随父到国立九中上学，这是一所从安徽流亡入川的学校。“从家里去九中，需要乘坐小木船摆渡过长江，我每周六回家，周日返校。长江水流湍急，每次坐船时，父亲都会在江边伫立，一直看到我安全过江。回家时，他也是早早来接。我很感谢父母在动荡的岁月里一直坚持让我读书。”

　　赵鹏大经历过更为艰险的坐船之旅，是在抗战胜利之后。

　　赵鹏大随父返乡，准备在辽宁锦州落脚。“返乡的路充满艰辛。从重庆到宜昌坐船就走了一个月。我们坐的是装盐的小木船。当时的长江三峡段险滩密布，需要六七艘小船绑在一块走，可每次都可能会翻一艘。就是在这样的危险环境下，我们踏上了归程。当时没有钱，坐不起轮船。宜昌到汉口又坐了一星期。这样的经历很难复制，对我日后从事地质工作也是一笔宝贵财富。”到锦州后，他在锦州中学念书。

　　锦州解放前夕，父亲调至天津盐业公司工作，赵鹏大就读于天津河东中学。“我从小学起就喜欢地质，到了中学，听老师说地质学家能计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矿量有多少。我就想：矿产埋藏在地下，科学家是用什么方法算出来的呢？这激发了我报考地质学的想法。我于194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开始一辈子从事矿产研究，可以说是兴趣驱使。”

　　如今赵鹏大已经成为地质界的学术权威，从1988年培养出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开始，截至目前已有139名博士、22名硕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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